五、地方、政治与声音景观

汉代大儒郑樵在《通志》中曾对音乐的流变有过颇为精到的议论:

积《风》而《雅》，和《雅》而《颂》，犹积小而大，积卑而高也。所积之序如此。

此处郑樵意为，地方性音乐的国风随着时代变迁会向雅乐方向转变，而雅乐又有演变为颂歌的倾向，这是音乐发展的必然规律与顺序。而从前文所述近代陕北民歌的传播与演变过程中，显然坐实了郑樵的论断。

作为地方性的声音景观，陕北民歌正如何其芳先生对民歌所做的一般性总结那样:

它或者以口头的方式创作了出来，并以口头的方式流传和保存于农民中间——民歌，民间故事和一部分民间戏剧大概是这样。……和民间戏剧比较起来，我觉得民歌又是具有更浓厚的劳动人民的特点，更直接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愿望和要求的。

因此，相较起同样为民间音乐的戏剧来，“民歌，特别是抒情的民歌，这种形式最容易为不脱离生产的人们所掌握，并且常常是他们不吐不快的时候的产物，就自然很多都是真挚动人地抒写劳动者的胸臆的作品了。”正因为民歌这一特性，使得它与它所产生的地方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我们读着陕北的一首流行的信天游，‘前沟里糜子后沟里谷，哪达想起那达哭。’，一下子就感到这是一个农民妇女的表白，她的朴质的情感与她所在的农村环境是很和谐的。”

随着红军长征抵达陕北以及抗战军兴，陕甘宁边区成为革命青年与进步知识分子心目中的革命圣地，陕北民歌也在这时开始进入大众视野。不过，尽管这一时期也有一些反映土地革命等时代特征的革命民歌的创作，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前，陕北民歌仍只是一个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地方性声音景观。

然而，“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以后，我们对待民间文学的态度，是有了根本的改变的。”大批知识分子开始通过采录、整理并出版等方式，积极介入陕北民歌的生产过程，陕北民歌也正是在此时被打造成为革命的文化符号。何其芳先生对这一时期陕北民歌的特点颇有认识:

这种民歌就不再是农民的悲惨生活的表现，也主要是革命的战歌和对于新社会的生活的赞颂了。这种新的民歌，至今为止还是在陕北地区搜集得较多。这是由于在土地革命中创造的陕北解放区一直保持在人民的手里，这种新的民歌便于流传，发展，并曾经由一些音乐工作者和文学工作者做了较多的搜集工作的缘故。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不断壮大并以此为根据地夺取了全国胜利后，陕北民歌借由与陕北地方之间的关系，透过与革命的陕北、革命圣地延安的地方意象建立起关联。已被打造为革命的文化符号的陕北民歌当之无愧地成为红色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完成其革命性的文化意象和文化符号的建构过程，“陕北的这些新民歌当然也还只是一些片段的记录和反映，但合在一起，却的确是把当时的革命气氛相当表达了出来的。它们歌唱了革命战争和人民的愿望。它们对于革命战争充满了胜利的信心。它们对于共产党、工农红军和革命领袖热烈地拥护和颂扬。”由是，原创于陕北并以陕北民歌曲调谱曲的《东方红》，在随中国革命胜利而不断向全国传播的过程中，虽然表面上逐渐脱离了与陕北地方之间的关联，但实际上通过它的具有典型陕北民歌风格的曲调，在颂扬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同时，也唤起了人们对陕北，这个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全面胜利的关键意义的地方的历史记忆，借以显露出它与陕北地方之间或隐或现的关系。

在新文化地理学的概念中，地方是聚集了人们的经历、记忆、愿望、认同等多种情感的场所;而空间更多带有抽象的表征意义，具有隐喻性。因此，重新阐发后的地方与空间被赋予较以往的文化地理研究更深的含义，而附着在其中的景观也同样被再诠释，它现在主要是指研究一个地方/空间及其外观是如何获得文化/社会意义的，既有现实的意义也有表征的意义。既然地方的意义是透过表征呈现的，通过人们感官可获取的信息在认知地方过程中都应该具有同等价值，那么，我们就需要反躬自问:除了习以为常的景观(landscape)外，我们在过往的研究中是不是还忽略了什么?

声音景观概念的提出使我们猛省:声音本来一直是人们认知世界、理解地方的通道之一。虽然对声音认知方式不同的学者的看法有所差别:著名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认为“听”蕴含着被动和接受的意义，而Ｒhiannon Graybill则认为声音景观强调的是主观的聆听(hear)，但他们都同意声音带给人们的刺激是视觉所难以企及的。因此，以陕北民歌数十年的时空变迁为例，梳理它与陕北地方之间的关系，挖掘它在陕北地方感建构中的意义及其驱动因素，无疑对我们认知地方、理解地方性的建构过程有着突出的价值。（注释略）

（张晓虹，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人文交流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