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区的人民，普遍地在歌颂着自己的伟大的领袖毛泽东，这歌声发自广大人民的口中，真诚而亲切。他们歌唱因为有了毛泽东的领导，而取得了胜利的无上欢欣。

与此同时，他还注意到陕北地区声音景观的变化:“无数人民无时不在歌唱着毛泽东，在群众的会议上，在道路上，在庄稼地里，在秧歌队中……这歌声在到处飞扬，而且随时有新的产生。”

在贺敬之选取的歌颂毛泽东与共产党的陕北民歌中，有一首以“东方红、太阳升”起兴的民歌，成为陕北民歌发展为革命颂歌的见证。这首民歌最早见载于1944年3月11日的《解放日报》。在其中一篇《移民歌手》的文章中，首次报道了这首冠以《毛主席领导穷人翻身》之名的歌曲，并将其全部九段歌词首次在文中正式刊出: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

山川秀、天地平，毛主席领导陕甘宁。迎接移民开山林，咱们边区满地红。

三山低、五岳高，毛主席治国有勋劳。边区办得呱呱叫，老百姓颂唐尧。

边区红、边区红，边区地方没穷人。有的穷人就移民，挖断穷根翻了身。

移民好、移民好，移民工作闹开了。葭县出来延安跑，移民变工把山掏。

葭县移民去延安，一定要开南老山。不过几年你来看，尽是一片米粮川。

孙万福、马丕恩，高克兰来郭凤英。男耕女织是模范，咱们和他争英雄。

叫老乡、仔细听，移民开荒真光荣。各州府县来欢迎，送了好多慰劳品。

移民开荒真光荣，走到延安开山林。打下粮食兑回来，有吃有穿好光景。

由此文中刊出的歌词来看，这显然是一首富有陕北地方特色和边区大生产运动时代个性的歌曲。缘于其内容主要反映葭县移民大队奔赴延安开展农业生产，因此在收入《陕北民歌集》时，定名为《移民歌》。

关于这首民歌的创作，后世有众多颇有戏剧色彩的传说。而《陕北民歌集》中所述更贴近民歌创作的真实状况。它在《移民歌》下注称:1943年葭县移民大队南下延安开荒，途中为解除人们的思乡之情，恰巧移民大队副队长李增正是一位擅编秧歌、唱道情的歌手，他说道:“咱们在路上红火些，咱编个毛主席领导穷人翻身的歌，来教大家唱吧!”随后，他就利用其叔叔曾创作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秧歌歌词，即兴用陕北民歌传统的白马调创作了多段的《移民歌》。植根于陕北民歌传统创作的即兴特点，此歌虽以“东方红，太阳起，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起兴，但歌词主要是反映了正在进行的边区移民运动，所歌咏的人物大多也是在大生产运动中有突出表现的当地劳动模范。

但由于李增正在《移民歌》中用太阳出东方比喻毛泽东及其领导的边区政府，正贴合当时边区的政治需要，因此“不久此歌差不多便传遍了边区各地”。《移民歌》的采录者之一的公木(张松如)在后来的追忆中曾说:

在行军途中，为了排遣一路行军的枯燥，同志们一边走，一边唱歌。由于行程遥远，一路上唱的歌很多、很杂。其间，曲调朴实优美、歌词朗朗上口的《移民歌》被同志们反复传唱，有的人在唱完第一段之后，又乘兴编了一些新词接着唱下去。

显然，《移民歌》中被广泛传唱的只有第一段“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由于这一段歌词反映了边区人民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领导地位以及他率领中国共产党所取得功绩的肯定而得以广为传唱。从第二段起人们就开始根据自己所处的实际情形而填词，这当然也是遵循了民歌本身口头传唱的特点。正因为此，随后收录到《陕北民歌集》中的《移民歌》，其歌词与《解放日报》中的最初版本略有参差，不过，因时也鲜明地反映出该歌在传唱过程中那些能反映其地方特色的要素大多已被抹去，因而其时代个性得以突显。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指导地位的确立，因之需要从更高层面上表达和宣传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而《移民歌》中将毛泽东比作东方冉冉升起的旭日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崇高地位的三山五岳及三皇五帝，适应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因而成为满足这一革命需要的首选。然而，《移民歌》原歌词段落过多，且陕北方言口语化的表达不易广泛传播，故在此基础上重新改编与创作就成为必然。

1945年10月24日，由延安文艺工作者组建的东北文艺工作团抵达沈阳后，“为了向当地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打算一两天后，召开祝捷会，需要准备一些节目。大家想到了陕北民歌《移民歌》，歌中有歌颂领袖的唱词，于是决定将它改编成一支可供演唱的歌曲。”当时参与改编工作的公木先生回忆道:在创作过程中，“歌词第一段保留了《移民歌》原词，将‘谋生存’改为‘谋幸福’出于公木的手笔。第二、第三、第四段歌词全部是新填上去的。”但在第三段歌词编创时，他们“有意识地把‘哪里’改在‘哪达儿’，用意是为了显示陕北民歌的地方特色，有土味儿。”至于这几段的歌词，公木坦承:“当时倒并未意识到这将成为后来的名歌《东方红》的一个唱段，但肯定是在唱《移民歌》时顺势联唱下来的。不必说这就是我的创作，更多的可能是听了大家这么唱，我才这样写出来的。”这首新创编的歌曲在演出时就以“陕北民歌《东方红》”作为正式名称。

不久，这首由“东北文艺工作团在沈阳整理出来的《东方红》，迅速唱遍沈阳，又由沈阳传唱到全东北，传唱到关内，甚至返流回延安，到边区。”而在老解放区，1946年贺敬之就曾提及“第一段‘东方红，太阳升’曾流行陕甘宁、晋绥及张家口等地。”显然此处所谓《移民歌》的“第一段”较为流行正与前文公木的说法吻合。事实上，从位于太行山的山西省黎城县樊家窑村的乡民在组织集体活动时:“他们吹的调子是‘东方红，太阳升，东方出了个毛泽东。……’。”的记载来看，人们确实是只借用《移民歌》的曲调和第一段歌词，后面的歌词大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即兴演唱。

新创编的《东方红》因为歌颂毛泽东、歌颂共产党，成为新解放区的人民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的政治性符号，因而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迅速取得胜利而广为流行:

中共每到一个地方，首先在当地民众发生影响的，便是解放歌曲和扭秧歌舞的普遍传习。“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他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他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是三岁小孩都学会哼一哼的歌曲。

北京在1949年1月和平解放后，很快在街头巷尾“随时随地的有艺工队的男女们在进三步退一步的扭秧歌，高一阵低一阵的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苏州也同样。苏州解放后，市区工人、学生及市民三万余人，于5月13日举行盛大的庆祝解放大会，并于当晚举行火炬大游行。其中，“京沪路的铁路工人们高唱着“东方红”和“跟着共产党走”的歌曲，涌进庆祝的巨流。”

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东方红》不仅传遍了全中国，甚至作为中国革命的政治符号传播到国外。在1949年8月匈牙利举行的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大会上，“中国代表团和越南、保加利亚、东德、美澳、比等国代表同在一艘船上。从少先队员到青年团员，都变得更加年青、更加愉快了。‘民主青年进行曲’、‘祖国进行曲’、‘东方红’等一只又一只名歌，被轮流不停地纵情歌唱着。”同年9月5日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第二次世界青年代表大会”和10月9日在美国纽约、10日在旧金山由爱国侨胞和学生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会上，都有演唱《东方红》的节目。

在地域扩展的同时，《东方红》也逐渐发展成为仪式性音乐。1949年8月北平人民广播电台在更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第二台时，“早晨节目的开始曲及终了曲为‘东方红’，中午和晚间节目的开始曲及终了曲为‘我爱新中国’。”当然，这一高潮应该是在标志着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闭幕式上，当执行主席刘少奇宣布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时，“全场代表一致起立，热烈鼓掌。乐队奏起‘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乐曲。代表们合着乐声的节拍鼓掌，其中并夹着此起彼伏的‘毛泽东万岁’的口号声。”

由此可见，作为陕北民歌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名曲——马调，借助《移民歌》和《东方红》的创作与传播，在完成它从地方性的声音景观——风，到区域性的声音景观——雅的转型的同时，还进一步升格到了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