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保尔森

封锁阻止了许多国家的新型冠状病毒传播，但封锁的经济影响也是灾难性的。与此同时，由于通勤人数下降，工厂关门，建设停滞，人类给环境带来的浩劫也逐渐变得显而易见起来。

放眼全球，周边自然环境正在复兴，虽然人们还在面临新冠疫情所造成的悲剧性伤亡。许多城市居民多年后又看到了蓝天，听到了鸟鸣，呼吸到了新鲜空气。

这种“回归自然”表明，即使是在低收入国家，果断的政策和集体行动也可以在几周时间内改变生活。政府应该在制定疫情后的复苏政策时考虑这一点。近期措施难免要以缓解经济阵痛为目标。但长期成功需要解决在疫情爆发前便已经引起群众不满的结构性问题。

数月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主要城市陷入一片混乱。许多因素导致了席卷整个地区的大游行，但有的主题已是老生常谈，如缺少就业机会、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破败、环境破坏等。人们受够了在雾霾笼罩的城市里搭乘拥挤的公共交通长途通勤。他们喝着不安全的自来水，忍受着不稳定的供电。面对自然灾害和领导不力而前景黯淡的经济，他们感到焦虑。

疫情的灾难暂时压倒了这些担忧。但几年后，如果他们的生活仍像是2019年，这些国家的人就有了合理的理由质问决策者为何没有采取协调行动满足他们的要求。

类似地，气候变化威胁也没有减小。如果放任不管，未来灾害将难以避免，威胁经济安全、政治稳定以及地球及其人民的健康。因此，疫情后的政策选择要比病毒本身更能决定我们的未来。

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历史性机遇调整经济模式，为这些挑战做好准备。它们首先应该采取基于交通、能源、卫生、物流和通讯等方面的可持续基础设施的“绿色复苏”。

比如，作为新冠疫情的后果之一，全球各政府正在反思交通体系，以适应社交距离规定。在欧洲，一些城市正在建设大规模的“无车”区，提倡步行和自行车出行。新兴经济体应该抓住这个时机，建设新一代公共交通体系，如电动公交、火车和地铁，以降低排放，同时也让大量人员安全抵达学校和单位。

能源方面也可以做出类似选择。政府不应该继续依赖化石燃料发电（考虑到当前油价暴跌，这一选择特别诱人），而应该利用最近大大降低可再生能源成本的技术突破。

热带或近热带国家还普遍受到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洪灾、旱灾和飓风的影响，而气温升高可能会在未来导致更多瘟疫。现在，我们必须保护和恢复湿地，重塑海岸基础设施，投资于低成本住房和能够抵御天气冲击的水系统。

保护和恢复主要位于热带的脆弱生态系统的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的投资也会带来高回报。除了它们在碳储存方面的关键作用外，热带森林对于定居其中的土著居民以及生态旅游业也至关重要，这意味着恢复自然栖息地可以创造大量就业岗位。

我们可以通过公共支出智能化和加强私人投资激励相结合的方法为这些措施“买单”。巨量财政刺激中应该拿出很大一部分用于可持续基础设施和相关项目。此前用于燃料补贴的数百亿美元，现在可以用来给清洁交通拨款。据牛津大学的最新研究，与传统财政刺激措施相比，“绿色复苏”项目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更高的回报。

新兴经济体也可以通过广开财源来为这些项目融资。投资者正在寻找绿色债券的投资机会。去年，绿色债券吸引了2550亿美元私人资本。此外，全球非政府组织和外国政府也能动员数十亿美元用于保护和恢复自然栖息地，财政困难国家的债权人也愿意放弃部分债权，以保护热带生物多样性。

疫情迫使我们停下来思考我们对地球的影响，想象我们想要怎样的世界。我们还有时间。通过规划绿色复苏，政府将有助于确保冠状病毒给子孙后代留下积极的遗产。 

（路易斯·阿尔贝托·莫雷诺，泛美开发银行行长；亨利·保尔森，美国前财政部长。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复旦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平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