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内容提要

一个世纪前，伍罗德·威尔逊对一战的干预改变了美国的世界地位。但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再次退回到了孤立主义的立场。二战后，杜鲁门等领导人创建了联盟体系与多边制度框架，构成了我们所熟知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或“美国治下的和平”。作为对美国世界地位的描述，这些术语显得有些过时，但其他国家对大国提供公共产品的需求仍然存在。威尔逊试图创建国际制度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努力在当今仍然具有重要意义。领导不等于统治，它需要分享。面对美国实力的衰退与世界形势的日益复杂，“美国例外论”应该把重点放在分享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上，尤其是那些需要与其他国家共同行使权力的公共产品。同时，作者认为美国的世界地位可能更多地受到国内民粹主义政治崛起的威胁，而非国际舞台上其他大国的崛起。

The End of Optimism in US Foreign Policy   

一、引言

得益于两大洋的保护与邻国的弱小，19世纪的美国主要致力于向西扩张，并试图避免卷入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均势。20世纪初，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它对一战的干预打破了欧洲力量平衡。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外交转向内向，再次退回到了孤立主义的立场。随着二战的爆发，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等领导人吸取了美国内向政策的教训，“国际主义”逐渐取代“孤立主义”。随之而来的是由安全联盟、多边制度与相对开放的经济政策所构成的美国国际秩序或“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建立，这也确立了70多年以来美国的世界地位。而当今，随着国际舞台上中国等新力量的崛起，以及民主国家内部新一轮民粹主义政治浪潮的高涨，这一秩序正在面临着大挑战。

二、20世纪的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

20世纪初，随着美国权力的增长，其全球性选择也随之增加。作者在这一部分分析了20世纪早期美国权力扩张的两位主导人物：西奥多·罗斯福与伍罗德·威尔逊。罗斯福和威尔逊都是相信“美国特殊使命”（the specialmis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的道德主义者，但他们却分别展示了美国例外论与道德传统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

西奥多·罗斯福相信美国的文明使命。一方面，他是一个相信武力使用与力量均衡的现实主义者。他蔑视害怕战争的人，批判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不切实际。另一方面，他也有一种道德信念，认为美国可以将权力与崇高目标结合起来为人类服务。而伍罗德·威尔逊则像美国二十世纪初的大多数领导人一样，认为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虽然他并不支持普遍人权，有着种族偏见与他那个时代最流行的盎格鲁·撒克逊沙文主义，也毫不犹豫地干预墨西哥和加勒比地区以促进民主，但他对国际事务的看法基本上是自由主义的。作者强调威尔逊并没有提出原创性的自由主义观念，但他把这些观念运用到了他所认为更符合道德的美国外交政策中。他了解均势原则，但认为其是不道德的。因此，一个以集体安全为基础的国际联盟将比出于权力均衡的联盟更加和平和公正。

作者强调虽然西奥多·罗斯福与伍罗德·威尔逊福最终都赞同美国对一战的干预，但他们是出于不同的原因。罗斯福是出于均势的考虑支持英国。而威尔逊则寻求没有胜利的和平，不相信使用武力获取物质利益。他认为美国的使命不是物质上的强化，而是领导所有国家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社会。威尔逊强调美国是作为合作力量而参战，而不是盟友。面对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威尔逊出于道德的考虑决定加入战争，并试图在世界政治中建立一种更符合美国道德原则与价值观念的全球秩序。作者强调这里威尔逊具有两个转变的目标：一是试图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二是试图改变世界政治的本质，并把两者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