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美国地位与全球公共产品

经济和军事规模是“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另一个来源，如果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那么它就有理由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方面发挥领导作用。然而，作者强调这一角色需要对国家利益有一个宽泛的界定，而不是狭隘地关注“搭便车行为”（free-riding）。

在新的跨国问题上，虽然美国的领导仍然重要，但问题的成功解决要求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权力变成了一个正和博弈（又称合作博弈）。因此，为实现某些共同目标，美国需要与其他国家共同行使权力，而不是仅仅强调美国对其他国家行使权力。在一些跨国问题上，授予他国权力将有助于美国完成自身目标。

过去，美国的开放性增强了它创建全球网络、维系国际制度与联盟体系的能力。但当今，即使美国仍然拥有超越其他任何国家的军事、经济和软实力资源，但它可能并不会选择将这些资源转化为全球舞台上的有效权力行为。“美国第一”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个口号，每个国家都有权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但这背后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界定国家利益的范围，是宽泛的还是狭隘的？特朗普政府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则是狭隘的、零和性的。因此，作者强调未来美国地位的主要威胁可能是来自于美国内部，而非外部。  

七、权力转换与内部威胁

民粹主义的产生既有经济根源，也有文化根源。工作机会的丧失，性别、种族、性取向等议题对传统价值观的冲击都是这一浪潮产生的重要原因。即使经济全球化没有发生，文化和人口的变化也会产生某种程度的民粹主义浪潮。美国政治的两极分化早在特朗普当选之前就已开始，他的当选既是其症状表现，也是原因之一。美国国内政治的极化很可能会持续下去，它所倾向的外交政策将削弱美国巩固国际制度、建立全球网络、有效应对新跨国问题的能力。本土民粹主义也将削弱美国的软实力与其在全球网络中的中心地位。

作者强调除了这些影响美国权力转换能力的国内与社会趋势外，特朗普的独特性格也加剧了当今美国世界地位的不确定性。同时，尽管特朗普的政策削弱了自由主义秩序的安全与经济维度，但到目前为止他并没有完全摧毁它们。在价值观上，特朗普对人权议题兴趣较小，也更愿意接纳威权式的领导人。

The government is divided against itself and cannot govern. 

八、结 论

在未来几十年里，军事力量将继续作为全球政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美国也仍将是世界领先的军事强国。正如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 Brooks）和威廉·沃尔福斯（William Wohlforth）所言，“国家间权力分配的变化幅度与速度远没有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强烈”。但美国国内学术界关于美国如何利用其权力的看法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冷战后，对离岸平衡、紧缩战略、克制战略、“抽身”战略(disengagement)等大战略的讨论变得日益流行。

目前，在许多地区事务与跨国议题上，军事力量并不是解决之道。维系全球网络与国际制度、传播新兴领域（如网络空间和气候变化）的价值规范，都可以增强软实力并用以补充美国的硬权力资源。然而，它们却正在面临来自特朗普单边主义政策的挑战。

传播民主虽然可以成为软实力的来源，但前提是手段必须适度。过去，美国为促进民主而进行的过分干预导致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因此，受威尔逊所影响的新保守主义不太可能取得成功，传播自由与民主的斗争也将不会取得国内外的支持。但威尔逊试图创建国际制度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努力在当今仍然具有重要意义。领导不等于统治，它需要分享。面对美国实力的衰退与世界形势的日益复杂，“美国例外论”应该把重点放在分享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上，尤其是那些需要与其他国家共同行使权力的公共产品。同时，作者认为美国的世界地位可能更多地受到国内民粹主义政治崛起的威胁，而非国际舞台上其他大国的崛起。

The New Face of American Populism. 

（本文为约瑟夫·奈的最新学术论文，由李源编译，李代霓校对，“国政学人”微信平台独家编译首发。官网链接：Oxford Academic，https://academic.oup.com/ia/article/95/1/63/5273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