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处理好大国关系。当前，中国正努力构建新的避免零和博弈的大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模式，致力于与俄罗斯、法国、英国等大国发展长期稳定关系；与日本等国建立从长计议、友好合作关系；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中国和平崛起的成败，也决定着21世纪持续和平的成败。作为GDP排名第一和第二的国家，美中在崛起与衰落之间是否存在对立关系，是看待中国崛起是否构成对国际秩序挑战的关键性因素，因此须从学术上加以重点分析。

与以往相比，中国变量对于中美关系的影响程度正在上升。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正在成为导致中美关系出现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正是中美两国实力对比关系的急剧变化，近年来关于中国崛起与美国衰落这两个话题成为美国官学两界关注的热点，他们对中国崛起的认识多是基于这种基本假设：中国崛起与美国衰落存在对应关系。那么，中国崛起与美国衰落是一种对应的因果关系吗？本文将着重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三个悖论的理性消解

显然，强调“中国威胁论”的人的恐惧源于美国对自身衰落的历史性恐惧，因而将美国衰落与中国崛起简单地理解为一种互换关系。世界历史第一次将中美两国的发展放在同一个坐标系里，使得两国碰巧成为有可能进行大国竞争的两个大国，也就让人很容易将美国的衰落与中国的崛起形成对应关系。当然，这一对应关系仍有几种不同可能性：一是美国还未完全衰落中国就崛起了；二是美国衰落后导致中国崛起；三是中国的崛起加快了美国的衰落；四是美国衰落意味着中国未强即衰。其中，第三种看法在美国国内最受关注和担心。从过去几十年中美关系史来看，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确实影响着中美关系。

一、经济总量与综合国力的悖论

无论是GDP总量还是综合国力，中美之间的差距仍然明显。2017年，美国GDP全球占比约24.32%，约为中国（14.84%）的两倍。而从综合国力来看，中美差距更为显著：中国还是地区性大国，美国是全球性大国；军事上，美国领先中国约20年，中国军费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人口上，中国是美国的四倍，因而美国的人均GDP遥遥领先于中国。此外，经济总量的变化并不必然意味着综合国力的变化：在鸦片战争期间中国GDP 是世界第一，甲午海战时中国GDP 亚洲第一，是日本的五倍，但这两场战争的结果表明GDP总量的优势并不等同于综合国力的优势。

由此，中国综合国力进一步提升并不必然意味着中美冲突可能性的上升，也不意味着中国将随着实力的变化而变得更有挑衅性。美国学者卡普兰在《大战的起源》一书中提到，崛起的国家倾向于采取和平温和的政策，衰退中的国家往往带来大战。

二、中美两国实力消长的对立论

从另一角度看，美国实力或影响力的下降并非由于中国崛起所造成的。美国衰落与中国崛起并不必然具有对应关系。如果说中国崛起是把美国赶下神坛，中国成为霸主，也就是把中国的崛起建立在美国的衰落基础之上，那么美国的犹豫和担心显然会持续上升，因为中国的强大与美国的强大这一原本不应该也可以避免相互矛盾的关系成了一组对立关系。那时，中国的强大对于美国而言就将成为负面因素，发挥消极作用。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将会下降，那么，中国崛起与美国的相关性将会不恰当地被扭曲夸大。

自2008年开始，美国陷入持续性金融危机，这成为导致美国经济实力甚至是综合国力下降的一个拐点。但这一危机是由于美国国内信贷系统出现问题，同时也是由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所带来的巨大财政赤字所致，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没有直接关系。不仅如此，在美国深陷金融危机之时，中国非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尽力帮助美国。中国拥有大量美国国债，尤其是两房债券，即“房地美”（Freddie Mac）和“房利美”（Fannie Mae）发行的住房抵押债券。中国应美国请求没有抛售这些债券，帮助了美国，支持了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中国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也是正面的、积极的。

中美贸易的确存在一定程度的逆差：中国在低端制造业上对美国具有出口优势被一些人认为是美国就业率下降的原因。但事实上，美国国内生产成本高企，即便中国放弃低端制造业的岗位，美国也很难自行生产，更何况中国在生产链中获得的收益十分有限。2011年9月，美国首位华裔女议员赵美心率国会亚太裔小组代表团访问中国时，以苹果手机（iPhone）为例谈到中美贸易不平衡数字被夸大的问题：一部售价260美元的iPhone，在中国组装，中国只能从中赚取4美元，其他的都由苹果公司赚去了。她说：“由此可见，在某种程度上来看，双方贸易不平衡的数字是被夸大了。”因此，将这些在中国组装而后返销美国的iPhone所产生的贸易额计算在中国的贸易顺差之内是不合理的。

三、国际影响力的零和博弈悖论

至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下降，更非中国掣肘所致。与之相反，中国在诸如反恐、反核扩散等重大国际事务中一直保持与美国积极合作的态度。冷战后以来，美国整体实力并未下降，某些方面的能力反之还有上升，但美国遭遇的反制力也在上升，使其不得不应付来自各方的挑战。

美国在1978年占世界GDP总量是27%，2008年则是26.7%，虽然只下降了0.3%，但是它影响世界的能力已不可同日而语，显然经济增长率与国际影响力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同时，美国支配资源的能力虽未下降，但支配事件过程和结果的能力下降了。虽然一些美国人愿意强调中美关系的零和博弈，将美国影响力下降归因于中国影响力的上升，但这并不属实。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出于推卸责任、减少成本的目的，退出诸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等，更非中国因素所致，而是美国进行责任外包和责任转移的结果。此外，美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也是主动减少自己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军事手段作用下降以及美国对军事手段方式的反思，也是美国影响力下降的原因之一。冷战期间，美国卷入多场局部战争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都被认为是美国的战略性失误；冷战后，美国对军事手段的使用一度更加慎重，克林顿时期曾采取了零伤亡的战略；但到了21世纪，由于反恐的驱动，美国采取军事直接介入与干预的方式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其收效不符预期，而且成本严重超出预期，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看，这场伊拉克战争也是失败的。显然，军事干预能力的下降被认为是美国国际影响力下降的重要标志，而这一点也与中国国力的上升没有相关性，并不是中国影响力的平衡与抵消导致美国军事干预能力的下降。中国在几乎所有重大国际事务中都与美国进行求同存异、积极有效的合作，并未与美国展开影响力之争的零和博弈。

美国国际影响力的下降，使其不能再像二战结束时那样为所欲为。国际事务更加复杂，美国自身管理理念和手段更新不足，传统方式不足以应对新威胁等等都造成了美国国际影响力的下降。此外，美国还主动减少对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的影响力。因此，将美国影响力下降归因于中国影响力上升是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