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精神伟大而隽永，所以它永垂不朽；长征智慧更是历久而弥新，因为它与时俱进。毛主席说得好：“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同理，方兴未艾的一带一路正是在中华复兴、世界变革的大时代，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所进行的的新长征。

  如果说，当年作为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长征是我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迫做出的艰难抉择，那么今日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则是我国应对新的国际形势而积极去推动全球共同发展而进行的新长征。两者虽然在时间上相距百年，在空间上腾挪万里——从雪山草地拓展到欧亚非大陆及其海洋，但其神髓惟精惟一，其战略智慧一脉相承。在我看来，一是求同存异、共同发展，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发展而去奋斗。二是不计较一时一地之得失，乃以高度的战略定力保障最高战略目标之实现。长征的战略意义，正如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牛津大学Rana Mitter教授所言：它通过空间置换创造战略机遇，使红军得以保存并扩充实力，从而逐步扭转与日本和国民党间悬殊的实力差距，最终为中国共产党取得1949年的决定性胜利奠定物质、组织和精神基础。

  想当年，蒋介石凭借德式机枪炮楼铁丝网外加顾问，妄图将以运动战、游击战见长的我军活活困死在井冈山。但我军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趟出一条血路，挣脱了牢笼。看今朝，一方面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严峻的转型挑战：全球经济低迷、对外出口锐减，产能过剩、国内市场不足。而另一方面我国国际安全形势趋于紧张：面对崛起的中国，美日等国以“重返亚太”、 国有化钓鱼岛、萨德入韩等一系列战略举措加紧了对我国的遏制与围堵。放眼东眺，从阿留申到佐世堡，从钓鱼岛到黄岩岛一字长蛇，“山雨欲来风满楼”。北海、黄海、东海、南海四海联动，“树欲静而风不止”。对此，新时期的领导人镇定自若、审时度势、纵横捭阖，使危机暂时得到了有效管控。然而，面对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巨大压力，面对日趋紧张的第一、第二岛链，面对对手占据绝对优势的海空力量，为长远计，我国急需另辟蹊径，扬长避短，开辟新的战略空间。

  那么，新的空间在哪里？长征的智慧告诉我们：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去。而借用麦金德的地缘分析工具，我们可以推断，欧亚内陆以及非洲这一巨大地理、经济与人口板块的深度整合，将是和平发展的新空间。因为这里不仅占据着世界陆地面积的一半，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全球经济活动和物质生产的三分之一强，同时这儿的国家还是美国的传统对手，如俄罗斯；抑或是深受殖民主义之苦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毛主席说过，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友，即革命针对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实践证明，这一区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合绝非偶然；而考察我们的外交史，这些沿线国家长期以来也多半表现出可以依靠、值得团结的特征。

  进一步追问，这种整合又将通过何种途径来实现呢？一带一路理念的提出与实施，可谓当逢其时。

  一带一路作为宣言书，宣告着以西方世界为中心，通过铸币税、印美钞、卖国债、绑定石油、金融操纵，就能兵不血刃地剥削、压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时代即将结束。

  一带一路作为宣传队，将沿线的国家、城市、悠久的文明史无前例地连接起来，宣扬和平共处、共同富裕、人心相通为理念，让欧亚非腹地以及其他被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所边缘化的地区重获和平与繁荣。

  一带一路作为播种机，播撒下的不是意识形态的仇恨，不是文明的冲突，不是利润的盘剥，而是源自中华文明的和谐传统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勿强施于人”的基本准则，以及中国人民实践出来、行之有效的新技术、新理念。

  最后，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新时代的长征与八十年前的长征也有所不同。今天的中国既不是苏联那种世界革命的输出者，也不会落入美式霸权兴衰铁律的窠臼与宿命，而是本着平等、协商、自愿、互利的原则，团结绝大多数国家，一起来改革当下这个并不太合理的世界秩序，使它更公平、更正义、更包容。

  八十年前，数万红军用他们的血肉之躯，书写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而今天，八千万中国共产党人在长征精神的感召下，正带领着十三亿中国人民阔步前行在民族复兴的新长征路上。生在伟大的时代，见证伟大的变革，有幸能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中外学者交流活动-延安站”与在座的各位前辈专家、知名学者共聚一堂，砥砺思想，幸甚至哉，文以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