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三退两挑”,全球治理变革如何逆势而上?
2018年05月19日  |  来源:上观新闻  |  阅读量:4363

5月15日,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愿景 挑战 选择”为主题的第三届“读懂世界”上海论坛(2018)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会议中心举行。上海市改革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李琪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张峰教授到会致辞。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上海市改革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郭树勇主持开幕式。

李琪指出,马克思当年深刻地阐释了社会共同体的源与流、发展趋势的问题。经过深刻思考与研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当中提出了最高的愿景,那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是人类大同的境界。马克思、恩格斯的探索,是我们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问题的研究之源。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谈到,我们是从顺应历史潮流、增进人类福祉出发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并同有关各方多次深入交换意见。这一倡议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欢迎和认同,并被写进了联合国重要文件。他希望,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携手前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和平、安宁、繁荣、开放、美丽的亚洲和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全球治理观的新变革,中国提出这样的命题是够格的,也是有条件担当的。当下整个世界动荡,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突出。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搞了 “三退两挑”,“三退”即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退出伊朗核协议。“两挑”即挑起贸易冲突,挑起地缘纷争。面对世界涌动着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极端民粹主义的暗流,中国政府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并且身体力行,一以贯之地付诸实施,推动建设更加公平正义、追求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国际秩序的深度变革,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为新的世界和平作出重大贡献。

张峰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在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入推进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中国主动吸取世界优秀的成果,为国家乃至世界贡献力量。进入新时代,中国面临更多新机遇、新挑战,因此我们更需要让世界了解,讲好中国故事,也要了解世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为世界谋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仁伟教授认为,从2016年开始,形成了关于未来世界体系的“两条路线”。一条路线就是以2016年英国脱欧、2016年底2017年初特朗普上台为起点,美英带头从全球化的发动机变成逆全球化的领头羊。另一条路线是,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出现严重挫折的情况下,中国坚定不移走新的更平衡、更公平的全球化的路线,这个路线的起点就是2017年1月份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的演讲,此后在多个场合,他一直在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新的路线。 “美国路线”总的方法是孤立的、停滞的、倒退的,是用20世纪初甚至19世纪的思维来对待21世纪的全球化世界。而中国的思想方法是开放、发展、改革,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设计21世纪的全球治理体系,更具包容性。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认为,中国对全球化的认知是独特的,从一开始就界定为经济全球化。邓小平1989年曾说过,“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个是为实践所证明的。现在很多人喜欢用陷阱说事,比如修昔底德陷阱、金德伯格陷阱。其实,过去40年严格讲就两个陷阱,民主原教旨主义陷阱和市场原教旨主义陷阱,陷进去就完蛋。中国道路有自身特殊性,但是具有世界意义,中国的和平发展理念将造福全世界。

上海市社科规划办主任李安方研究员指出,要用更宽广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国际环境,要在时代背景下看中国的发展,能够用全球史的角度看待经济全球化。改革开放40年,现在面临再出发。上一轮的对外开放,我们遇上了全球化高速发展的风口,于是我们飞起来了,创造了奇迹。但是对外开放和全球化重叠这种机遇千载难逢。现在,我们要靠自己争取、谋划新的机遇,在历史中把握战略机遇期,在大历史的视野下推动新一轮的对外开放。中国新一轮开放不能用西方的理论底盘,在新的对外开放中,迫切需要打开理论话语权。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郭树勇教授认为,全球治理的新发展与全球治理的改革实际上是紧密相连的。全球治理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发挥中国的核心作用,中国的领导力引领是这次改革的重中之重。进入20世纪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全球治理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核心问题不再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体系的问题,不再是发达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而是人类怎么办的问题。这场全球治理超出了国家身份冲突和地缘政治等范畴,需要领导者从更加长远的战略视野、更高的道义立场来思考全球政治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不简单是利益共同体的叠加,必须还应是责任共同体,离开责任共同体的利益共同体不可能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任晓教授回顾了东亚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他认为,一个共同体要形成并不容易,它涉及到种种因素,尤其是大国政治、地缘政治的因素。共同体的形成是需要条件的,比如说,需要有一定程度的认同,需要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条件。共同体的形成是长期的,需要信心、决心、恒心。

本届论坛由上海市改革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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