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大变局可以从多个角度理解。从宏观整体看，全球大变局意味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从综合国力角度看，一般是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崛起所导致的全球力量的再平衡。从国际秩序角度看，则指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的加速推进。著名哲学家拉兹洛（Ervin Laszlo）将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的重大转变概括为两点：信息化与全球化。事实上，这两点相互联系、相互驱动，共同构成了全球大变局的背景。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阻挡，目前部分国家的国家优先政策动向只能算是全球化过程中的自然波动曲折。而信息化的根本原因则是网络空间的崛起。

网络空间崛起是全球大变局的重要驱动力

网络空间崛起是全球大变局的重要驱动力。这里的网络空间是广义的概念，不仅包括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数字计算机和互联网等催生的计算机革命与数字革命，而且涵盖了始于21世纪之初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内容，即互联网变得更加普及和无所不在，移动性大幅提高；大数据技术和物联网不断发展；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也开始崭露锋芒。因此，网络空间是一个不断延展的动态发展概念。

从经济角度看，网络空间的崛起直接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提升了新兴经济体的后发动力。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正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发展和生产力迅速提高。网络通信的便利使得国界线变得模糊，商品、技术、信息、服务、货币、资金、管理经验等生产要素借助网络空间技术实现了更加高效和便利的跨国跨地区流动。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比例逐步提升。以我国为例，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27.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超过20.3%，显著高于当年GDP增速，在GDP中的比重达到32.9%，对GDP增长的贡献为55%。数字经济已成为近年来带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2016年的G20杭州峰会上，多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所推动的新型商业模式的不断诞生，数字经济在整体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将不断上升。

从政治角度看，网络空间崛起也是政治多极化背后的重要因素。政治多极化是主要政治力量在全球实力分布状态的反映。一方面，信息技术的普及扩散和对经济军事实力的整体提升使得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较量发生变化，单极世界构筑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可以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政治多极化的基础，政治多极化是世界经济多中心和区域化趋势在世界政治发展中的体现。而信息技术推动的新军事革命也使各国的军事力量不断提升，推动了政治多极化进程。另一方面，政治多极化也得益于网络空间崛起所推动的各国软实力的快速发展。政治影响力不仅仅基于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而且还取决于各国的外交主动性、文化吸引力、媒体传播能力等软实力。网络空间成为软实力传播的重要平台，网络空间技术成为软实力提升的重要源泉，而网络空间传播的低成本和蝴蝶效应则使得各国的软实力差距相对缩小。

从社会角度看，网络空间崛起是社会信息化的根本原因。社会信息化是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设施把社会的最基础资源——信息资源充分应用到经济、科技、教育、军事、政务、日常生活等在内的整个社会各个领域的过程，从而为社会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促进全社会信息化。信息化社会中，信息成为社会活动的战略资源和重要财富，信息网络技术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导技术。虽然传统媒体也是承载和传播信息的重要手段，但是互联网是最大的信息承载空间，同时信息网络技术也是社会信息化的根本支撑。社会信息化的衡量方法有多种，如世界经济论坛“网络准备指数”（Networked Readiness Index，NRI）、国际电信联盟“信息化发展指数”（Information Development Index，IDIITU）、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推出的“国家信息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等等。

从文化角度看，网络空间崛起则是最直接的文化多样化的重要载体和动力源。虽然建筑、文物等物理载体也可以承载文化，但是文化更多的是通过信息表达出来。如今网络空间已经成为最大的信息库和多元文化的主要载体和展示窗口。同时，网络空间作为有效的文化学习与交流的平台与工具，也是文化多样化的动力源。据统计，截至2018年6月底，全球互联网渗透率已经超过半数，达55.1%。其中利用智能手机访问移动互联网的用户数量稳步上升。虽然自从最基本的传播手段诞生以来，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从未停止过，但是互联网应用的不断扩大使各种文化的交流变得更加通畅便捷，通过突破传统传播制度的限度而将文化多样化的历史进程推向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全球大变局对于网络空间治理的意涵

信息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创新使得全球大变局始终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前沿技术如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优势可能促进形成新的战略平衡，因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在国家之间导致“赢者通吃”的局面。这也正是各国希望在这一不稳定状态中抢占先机的重要原因。其中对信息网络技术在网络空间的应用治理问题，则成为各国争夺的重要战略目标。全球大变局背景下，网络空间治理面临许多挑战，在谁来管理网络空间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怎样管理、如何解决发展带来的新难题等一系列治理问题上，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争议与矛盾。这些问题本质是国际行为体在网络空间的权力分配。具体而言，全球大变局对于网络空间治理的意涵大致包括下面几个方面：

（一）治理对象的变化与延展

全球大变局背景下新技术、新应用、新形态不断出现，网络空间治理的新议题持续增加。网络空间治理对象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面：一是技术层面，例如互联网名称和数字地址、互联网域名系统、网络数据交换规则、根服务器运作与管理等；二是基础设施层面，如IP地址、光纤宽带、无线网络、全球移动通信系统、通信卫星等；三是内容层面，如电子知识产权、网络图书馆、垃圾邮件、网络交易等；四是社会层面，如国家信息安全、网络赋权、网络隐私、网络犯罪、数码鸿沟等。如果说第三次工业革命使得网络战、黑客攻击、网络监控等成为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对象，第四次工业革命则将带来更多的开放性议题，如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基础上的数字经济发展、与大数据相关的数据贸易和个人隐私保护等都将成为网络空间治理的新对象。

（二）治理主体的扩散与分化

全球大变局时代各主体意识的觉醒，使得网络空间治理主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网络空间治理主体向各利益攸关方扩散。国家、国际组织、私营公司、非政府组织甚至个人都可以参与到网络空间治理中。网络空间出现了权力流散，不同主体拥有不同类型的权力：国际组织和国家间机构可以借助制定国际机制以及体系的排他性发挥体系性权力；国家和政府可借助国家机器及其自身在国际市场、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份额来实施工具性或结构性权力；代表市场的私营部门和技术精英则因掌控网络空间的基础设施技术规范而拥有元权力；而代表社会的民间团体和个人可以借助网络活动发挥倡议的权力。另一方面，全球大变局中所伴随的国家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也使得网络空间治理主体出现了分化现象。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更加积极参与议程设置，他们的政策主张日益受到重视。同时，美国和西方阵营内部也在“棱镜门”事件之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此外，在国家力量日益上升以及国家安全目标优先的背景下，私营部门的影响日益受限，技术社群促进创新发展和技术协议方面的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家内部政策法规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