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治理体系的分歧与挑战

随着全球大变局中网络应用的普及和各国网络空间力量的快速提升，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参与和重视网络空间治理。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考量，各国政府在一些核心问题上往往各执己见，网络空间治理争端与分歧日渐明显，网络空间治理出现两极（甚至多极）分化趋势，甚至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出现碎片化倾向。在技术标准、核心资源和价值规范等网络治理核心议题上，各国之间（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越来越难以达成共识。是否维持或改革当前网络空间治理的权力布局现状、如何定位联合国和国家政府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作用、是否需为网络空间制定全新制度方案还是延续传统空间的制度等问题，始终是网络空间治理体系的争论话题。多利益攸关方模式运行面临挑战，2017年联合国关于国际安全环境中信息通信领域发展的政府专家组（United Nations Group of Governmental Experts on Developments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UNGGE）25个国家代表进行的谈判最终破裂, 未能如前几届就网络空间行为规范形成共识性文件。网络空间治理进一步阵营分化，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2018年11月同时通过了两项平行的关于网络安全的决议文件，一项是由美国提议的关于设立第六届UNGGE的决议，另一项是由俄罗斯提议的关于设立新的不限成员工作组（open-ended working group）的决议，即不仅所有感兴趣的国家可以参加，而且工作组将在闭会期间与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界举行磋商会议，以反映私营部门与市民社会的作用。各种网络空间治理的国际磋商进展缓慢，2018年11月互联网治理论坛（IGF）巴黎会议受挫，不仅政府代表级别较低，而且美、俄等国政府代表没有在最后声明《网络空间信任和安全巴黎倡议》（Paris Call for Trust and Security in Cyberspace）上签字。以上种种都说明了网络空间治理已经进入了深水区，网络空间治理体系正面临着变革的可能性。

全球大变局时代中国参与网络空间治理的机遇

全球大变局时代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战略意义及其正面临的变革可能性，是中国参与网络空间治理的外部机遇。同时，中国应充分利用下述几个方面的自身优势进一步参与和推动网络空间治理进程：

一是市场基础。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网民规模最大的国家，这不仅为中国参与网络空间治理提供了巨大的市价容量基础，也为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发展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提供了数据支撑。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2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8年6月30日，中国网民规模达8.02亿，约占全球网民总规模的1/5。而且中国57.7%的互联网普及率意味着还存在很大的发展上升空间。同时，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的大基调以来，无论是引进外资，还是扩大对外贸易，中国的对外开放力度都处于逐渐加大的过程。尤其是进入2018年以后，中国在市场开放、对外经贸联系上相较于以往都处于加速期。

二是技术创新。信息技术是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支撑基础。中国近年来在诸多信息技术创新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例如IPV6、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方面的快速发展。根据2018年1月20日在京发布的“2017年全球技术创新指数（GTII 2017）”，美国凭借显著优势居于首位，中、日、英、德四国为第二梯队，创新指数水平在均值以上，其中中国整体技术创新指数在12个研究对象中位居第二，信息技术创新拥有显著的领先优势。根据彭博社2018年1月发布的2018年彭博创新指数(Bloomberg Innovation Index)，中国的排名也上升两位，首次跻身前20，位居第19名。中国近年来还大力通过政策鼓励技术创新，除了《中国制造2025》，还有《“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等等。

彭博新闻社发布2018年版全球创新国家指数（2018 Bloomberg Innovation Index ），考虑研发投入强度、制造业的增值、生产力、高科技、服务业效率、科技人员比例、专利活动等因素，对全球50个国家进行了排名。

三是治理理念。“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12月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主旨演讲中提出的概念。习近平主席不仅向全世界发出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而且提出了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四项原则”，以及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五点主张”和“十六字方针”。网络空间虽然有不同于物质空间的特征，但它同样承载着人类活动、延续着人类文明，并同样面临着资源分配、利益分割、秩序建立和权力博弈等问题。网络空间人类文明的通融效应、网络空间人类利益的弥合效应、网络空间权力的分散效应、网络空间对人类未来的捆绑效应，决定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化信息化进程的自然产物，是不可逆的网络化时代的必然方向。在这一治理理念指引下，中国可以推动安全有序目标下从求同到求和的网络空间治理。

四是话语权。中国近些年在网络空间治理方面的话语权逐步提升，这主要基于三方面，首先是中国在网络空间治理方面的成功经验。作为最大网民规模的国家，中国将国内网络空间治理好就是对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最大贡献。中国网络空间的相对稳定性、中国信息技术的进步以及网络空间能力的逐步成长，都提升了中国在网络空间治理方面的话语权。其次是中国主观上日渐开放的政治倾向。通过国家领导层的长期酝酿并在斯诺登事件的警示作用下，中国已经逐步走出了战略模糊阶段，开始以网络大国的身份进入国际体系，并表现出开放自信的大国心态和深度参与网络空间治理的意愿，这也正是近年来积极举办或参与各种互联网相关论坛和国际会议的原因。再次是国际社会的角色要求和他国的角色期望亦是中国参与网络空间治理的动力。实力和意愿的积累使得中国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问题上的话语权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网络空间发展动向和治理实践高度关注。

总而言之，作为网络大国，中国应客观认识当前全球大变局背景下网络空间治理所面临的挑战，充分利用上述机遇进一步参与并推动全球大变局时代的网络空间治理进程，从而真正实现网络强国的战略目标。

（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复旦大学一带一路战略与国际安全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