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智库建设工作全面推开，各层面的新型智库层出不穷，各类智库活动空前繁荣，充分体现出了新型智库建设进入了生机盎然时期。与此同时，新型智库的产出也取得了很大成就。新型智库部门积极履行智库使命和职责，依据各级党和政府的科学民主决策需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入调查研究，产出了大量具有针对性、实证性、学理性和科学性的研究成果，形成具有操作性、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和储备性的咨政建议，使新型智库的研究成果不断转化为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吸纳为党政部门的政策和决定，提高了各级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的质量，特别是把智库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国计民生带来巨大外交和公共政策的政治效益和经济价值。

智库研究提升决策效益
      新型智库产出了大量智库研究报告，带来了科学民主决策效益和战略经济效益。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扶贫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战略部署，各类智库产出了大量研究报告。在这些研究报告中, 有些是针对国家层面国计民生的顶层设计政策方面的问题开展的针对性和战略性研究，服务于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和政策制定；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首批国家级智库做了大量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此外，也有一些地方智库基于地域性区域性研究，总结提升出顶层设计方面的研究成果。例如，辽宁社会科学院提出的关于搭建融资平台解决保障性住房资金短缺的报告，为解决国家和各级政府的几千亿元短缺资金提供政策建议。在这些智库产出报告中，绝大多数是针对地方发展面临的问题、服务于地方党委政府决策的研究报告。各地社会科学院、党校和高校等新型智库的研究报告，多聚焦解决地方政府的发展战略问题。例如, 江西农业大学党政机构高度重视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组织建设了新型智库重要平台，制定了智库成果认定政策，实施了一批重点智库项目。同时，学校加强与省委、省政府相关部门的交流与合作，学校新型智库建设先后有《当前农村土地整治工作面临的问题及建议》等22项智库成果获省领导批示、5项智库成果被省委政府文件采纳。还有一些智库研究报告着眼于解决行业发展的国际战略问题，为国家行业发展带来了巨大战略利益和经济价值。例如，上海与辽宁的智库合作研究提出石油美元走低之际以期货方式完成国家石油战略储备等智库研究项目，都为国家金融、外交、能源等行业战略决策提供了具有战略性及储备性价值的参考。

  新型智库产出了大量关于自身建设的认知研究成果。新时代开启以来，党中央提出了实施新型智库建设的新战略。对于这一深化改革的新举措新事物和新理念，很多学者纷纷撰文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新型智库建设的讲话精神和中央文件的有关要求，深入探讨新型智库建设的意义、作用、途径、格局、队伍建设、智库能力、各类智库的发展方式、中国智库与国际智库的比较研究等诸多问题，也更深入地探讨了新型智库建设的评价标准体系问题、新型智库职能作用发挥的制度保障问题、领军人才确立和培养问题、智库社会效益评价问题等。围绕新型智库建设遇到的这些理论认知和实践操作问题，智库人员也撰写了大量理论文章，展开新型智库建设的理论探讨和交流。这些理论文章对于初期新型智库建设意义重大，使得智库的工作人员从理论认知上明晰了新型智库功能定位、社会作用和工作方向；对于全社会认识新型智库作用和价值及新型智库建设的共识，具有解放思想、开拓启蒙的价值意义。其中，《人民日报》“理论”版、《光明日报》“智库”版、《中国社会科学报》“智库”版等报纸为新型智库自身建设认知理论成果提供了传播和交流平台。

新型智库举办了大量的高端智库论证会和组建了智库联盟。在新型智库建设的初期，围绕国家和各级政府的工作中心和战略规划，各级各类新型智库不断举行各类智库论坛，为深入研究智库问题开展了广泛探讨。例如，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在北京共同主办的“一带一路”高端智库论坛暨“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理事会会议，不仅展开“一带一路”推进的理论构架探讨，也为“一带一路”深入合作奠定国际舆论基础，同时也通过智库论坛和智库联盟实现了新型智库建设国际化发展。新型智库举办的国际智库论坛同时也有利于各国智库专家增进对共同关注关心的国际问题和区域合作以及次区域合作问题的了解和交流，为本国政府决策提供精准的战略信息情报服务。例如，在最初解决朝鲜半岛危机局势时，美国政府就是通过几年的时间，不断派出智库专家参加在辽宁、吉林、北京、上海等地举行的各种规模的公开和闭门的智库论坛，与中国智库专家不断进行对话，实现了对朝鲜认知的从少到多，最终助其制定对朝鲜半岛的新举措和新战略。

智库机构发表了大量学术成果。新型智库建设开展以来，新型智库产出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包括学术论文，也有学术著作，还有大量的各类年度预测蓝皮书，为科学揭示经济社会发展规律、预测未来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这些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各级政府的科学发展、民主决策。同时，开展新型智库研究也推动了学术研究的科学化和实证化，使得新型智库产出的论文更接地气、更有社会效益。新型智库研究是坚实的多专业共同作战的理论基础研究。传统的单一专业和学科研究已经无法解决全局性和战略性的智库问题，一个专业智库往往需要各类专业人员组成科学配比，打破专业边际，共同完成一个问题的科学性、社会性和战略性研究。鉴于我国绝大多数新型智库都是以往学术研究机构转换而成，基础研究相对雄厚、实证研究基础相对薄弱、调查研究能力弱。在新型智库建设过程中，经过开展大量实证调查研究，特别是借助大数据的支撑，新型智库实现了对问题导向的定位和定位问题的深度掌控，形成了更加深入的、鞭辟入里的实证研究。这对于以往的纯抽象学术研究是一个矫正过程，有力地促进了智库机构的学术理论反刍研究，使得新型智库产出的学术理论文章更具有实证性、科学性、坚实性。

智库产出质量有待加强

总体上看，迄今智库产出中大量产品属于对智库自身建设有意义的产品。关于智库发展、智库自身建设、智库自身机构和队伍建设的理论文章在智库产出成果中占比较大。智库产出还是处于自给自足阶段。关于科学民主决策的智库研究报告占比相对较少，带来经济效益的智库研究成果更是寥寥无几。对一些智库机构调研的情况表明，目前智库建设中还普遍存在着智库多、思想少；开会多、成果少；获批示多、进入政策少；人员多、懂的少等问题。例如，某团队在对一个比较成功的智库机构调研时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该智库每年有近40项研究报告获得中央和省部级领导批示，其中引发各级政府专题业务办公会研究落实的很少，引发重大经济效益的不到10项。这个情况一方面说明各级政府落实领导批示和推进工作需要一定时间，另一方面也说明智库研究工作任重道远。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出台新型智库建设和产出成果科学评价体系，从制度建设上规范指导新型智库建设发展和成果产出，驱动我国新型智库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时期。
（作者系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