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依照《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一般解释，地缘政治描述的是国际政治中地理要素对各国政治相互关系的影响，涉及国家利益界定、主要交通线路、关键战略枢纽等内容。 美国地缘政治学者和国务活动家布热津斯基将其解释为“地理因素与政治因素叠加于一国或地区的影响，尤其强调地理对政治的影响”。能源、地理和国家间政治关系三者之间的复杂互动，构成了能源地缘政治的全部内容。分而析之，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能源在各国之间的地理分配及其对比，二是基于能源的各大国之间的相互竞争和协调，即能源对国际政治格局演变的作用，三是国际政治格局对能源的影响和重新配置。在讨论世界能源议题时，地缘政治始终是一个无从逃避的因素，甚至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某些具体能源的地缘政治属性会显著突出，压倒其作为“能量来源”与“一般资源”的商品属性和经济社会属性，而成为塑造世界能源关系格局的决定性因素。
长久以来，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产业界，关于世界能源问题，均存在一种倾向，即认为可以甩开地缘政治因素，加快世界能源的发展进程。他们认为，地缘政治是引发世界能源发展过程中诸多问题的“麻烦”，是各国政府主观附加于“能源”这种商品上的非经济属性，是困扰“能源”资源在国际市场上自由交易、充分实现其商品价值的主要障碍。他们假定，如果没有各国在世界能源问题上的地缘政治考虑，如果能源如同一般商品那样通过全球统一市场自由交易，很多因能源而引发的冲突就可以有效避免；而诸如能源贫困、能源诅咒等问题也可在能源市场的调节下得到较好的解决。
他们提出，如果能够彻底甩开地缘政治考虑，全球能源转型就会大大加速，从而不仅有利于化解目前全球日渐尖锐的油气资源供需矛盾，而且各国将在减少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得更好。 这一观点，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在世界能源领域一直拥有庞大的拥趸群体，其中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派和能源技术专家尤其热衷。
本文不拟讨论前述学说关于地缘政治对世界能源发展的负面影响之真伪，而聚焦分析地缘政治因素与世界能源问题的复杂耦合关系。本文认为，无论地缘政治因素是否构成世界能源发展进程中的“障碍”，其都是世界能源议题自然构成的一部分，并且是至为关键的一部分，抛开“地缘政治”而讨论世界能源议题是片面的、过分理想化的。审视历史，瞻瞩未来，研判当下，地缘政治均是世界能源议题的天然构成。
一、天然纠合：世界能源演进与地缘政治
新航路开辟和美洲大陆的发现，掀开了原本分散在各地的市场联合发展成全球统一市场的历史大幕。在工业革命和殖民扩张的推动下，世界能源大市场开始形成，并随着人类社会主导能源的不断更迭而演进。审视其历程可以发现，地缘政治与之天然纠合在一起。
前化石能源时代，并不存在统一的世界能源市场，遑论世界能源议题。根据能源学家斯米尔的理论，能源原动机，即能够产生适合人类使用的动能（机械能）的能量转换设备，决定着人类社会能源的主要利用形式。１８世纪以前，人类社会的主要原动机经历了从人类肌肉到驯化动物、简易帆船、水轮车等的演变，因而主导能源主要是生物肌力（包括人力、畜力）和薪柴（以及由薪柴烧制出来的各种“炭”）、水、风等原始自然力。这些能源均为非化石能源，具有泛在、可再生的属性。加之自然地理上世界各地区的经济社会联系比较松散，甚至较大部分仍处于相互隔绝状态；单一区域内的能源需求总量极低，原动机对能源能量密度的需求也极为有限，各地能源市场缺少通过长距离大规模运输而连成一体的主客观动力，因而并不存在覆盖全球的能源市场。各区域内出现的能源问题，例如薪柴不足、畜力不足等，一方面，这些能源问题与其他短缺问题重叠交叉，并往往被其他问题掩盖；例如，雅典罗马的奴隶，固然充当了各类生产活动的能量来源，但主要是作为劳动力的角色出现的，提供能量仅仅是其价值的一部分。奴隶短缺时，表现出的后果主要是劳动力缺乏，而不只是能源短缺。另一方面，这些能源问题主要是局部的、地域性的，通过增殖人口、蓄养奴隶、繁殖牲畜、迁徙政治经济中心，甚至劫掠、扩张，或者小范围内市场交易等，均可得到解决。例如，雅典战船需要有足够的水手维持航行动力，当其本国公民水手不足时，雅典通过雇佣其他希腊国家的水手来维持其舰船动力；传统中国在农业活动中广泛使用耕牛作为动力源，因而在很长时间内农户蓄养耕牛都能够得到政府的奖励，而擅自宰杀耕牛则会遭到重罚。没有全球范围的能源问题，能源问题与其他问题重叠交叉，并往往被其他问题掩盖，这是１８世纪以前漫长的前化石能源时代的基本情况。
进入化石能源时代，煤炭成为第一阶段的主要能源品种，统一的世界能源市场逐渐形成，地缘政治随着世界能源市场的深入发展而不断加深影响，世界能源议题与地缘政治天然纠合在一起。１８世纪改良蒸汽机作为第一个以燃烧化石燃料来供能的机械原动机的出现及迅速普及，标志着人类社会开始进入化石能源时代。
改良蒸汽机通过燃烧煤炭产生用于工业生产的热空气和蒸汽，能量转换密度超过了５％ （在开放空间燃烧薪柴的能量转换率低于５％ ），甚至可达２０％ ，当时出现的最大动力的蒸汽机，高达１２５马匹，这大大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升。 １８８０年，比较优势更加显著的汽轮机出现并广泛应用于铁路、船舶等交通运输和火力发电领域，自此成为世界“第一强劲的连续工作的原动机” 。蒸汽机和汽轮机的普及，推动煤炭迅速发展为欧洲先进国家最重要的能源产品。然而煤炭作为远古植物在地壳中经历漫长复杂生物化学和物理化学作用的产物，在地理分布上具有天然的不均衡性，并且一旦消耗，在同样漫长的时段内无法得到补充。这赋予煤炭以作为能源资源的稀缺属性。与此同时，尽管地表煤开采难度较小，但对煤炭的高效炼化和地下煤矿的安全采掘，依然需要极高的技术积累，由此，煤炭工业最早成为只有少数发展最快的欧洲国家才掌握其核心技术的经济部门，但技术的垄断并未妨碍煤炭在各主要国家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大规模使用。迟至１９世纪中后期，第一次工业革命接近尾声之际，煤炭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工业使用最广泛的能源品种。至此，煤炭作为能源资源的稀缺性与其消费区域的普遍性和消费总量的不断高涨之间出现尖锐矛盾，煤炭的主产区与消费区之间出现显著的地理错位，煤炭地缘政治开始浮现。
为满足本国迅速发展中的工业化对煤炭的需要，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等欧洲列强在大力勘探、开发本国境内煤矿资源的同时，也在欧洲之外的世界各地全力争夺煤田矿山，通过建立殖民地或排他性势力范畴，开采利用各地丰富的煤炭资源；或利用其发达的长途海运优势，将遍布于非洲、美洲、亚洲的煤炭资源运至母国或海外生产基地，为其大规模的社会生产提供源源不竭的能量动力。“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 ，所有这些，几乎全部有赖于煤炭。从能源的视角看，正是由于煤炭的广泛使用，才使得“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这一历史进程，就客观而言，统一的世界能源市场开始形成；就主观而言，则是煤炭地缘政治博弈趋于激烈：此二者互为表里。
因此，世界能源自其成为一项历史议题开始，就与地缘政治天然纠合在一起。关于这一时期煤炭之于国家经济和国际竞争的重大作用，历史学者以英国与荷兰为考察对象分析认为，荷兰在１６ 、１７世纪经济的辉煌得益于它能够方便地得到“泥煤”这种燃料资源，而泥煤资源的衰竭则是其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与之相似，英国经济从１８世纪以后表现出比荷兰更长久、更持续发展的原因，完全归功于英国丰富的煤炭资源，并且及早较大规模地进行了开发利用，“大量地生产和使用煤替代木炭作为热能的来源，对英国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很多工业部门的大规模扩张因为能够得到大量的煤炭供应而有了可能” 。而英国强劲的经济实力则成为其日不落帝国的坚固基石：煤炭实际上在深层次上塑造着当时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此外，在１９世纪中后期法国与普鲁士及实现了统一的德国之间爆发的历次战争，战胜一方均提出了对德国鲁尔区的声索，而该地区正是德国乃至欧洲大陆上煤炭资源最丰富、品质最优良的地区之一。争夺鲁尔区，同样集中彰显了这一时期煤炭对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塑造作用。可见，自世界能源市场形成、世界能源成为一个有意义的议题时，地缘政治就与之天然纠合在一起，不可能相互剥离。
石油取代煤炭成为主导能源之后，地缘政治成为塑造世界能源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在世界能源议题中的分量持续加重。 １９世纪后期，随着内燃机的发明与快速推广，石油开始在人类社会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大约与汽轮机同时，以汽油为燃料的内燃机获得成功应用。比较而言，蒸汽机需要在机器外部以锅炉将水加热，再把水蒸气引入活塞腔，可谓一种外燃机；内燃机则是由高温气体在发动机内部燃烧燃料而生成，其能量转化效率更高，更稳定。内燃机和改良后使用石油的汽轮机在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得到大规模普及，广泛应用于交通运输的奥托循环四冲程汽油燃料发动机仅仅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内就从诞生发展到了成熟阶段，并延续至今。 这为石油成长为社会主导能源提供了最强大的动力。另一方面，与煤炭相比，石油的能量密度更大：不同品质的原油所提供的能量，比同样单位煤炭高出 ４５％ 至 ２００％ ；运输更为方便：体积小，易储存，并且价格也很快降低到市场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石油在主要国家迅速取代煤炭成为主要能源产品的主客观条件均已具备，并因此成为世界能源市场最重要的交易对象。从资源分布的角度看，与煤炭相比，石油的地理集中度更高，地区之间的差异更大：石油储量主要集中分布在“两线”，即包括俄罗斯—中亚—中东—北非—西非的常规资源线和北美—南美的非常规资源线，这构成了世界石油资源分布的核心区域。 尽管随着石油勘探开发技术的不断进步，全球可开采的石油资源在不断变化，但与逐年巨额增加的全球石油消费量和遍布全球的石油消费市场相比，其高度集中的地理分布态势成为引发石油地缘政治纷争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相比煤炭，石油的勘探、开采、炼化和运输的全环节，也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对石油品质要求的不断提高而对相关技术和投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市场优胜劣汰作用的调节下，石油及石油工业逐渐成为只有科技最发达、工业基础最坚实的发达国家才真正占据主动权的经济部门。这同时也意味着，只有那些国家才可能真正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开采、加工、使用和交易石油资源。在此背景下，全球石油市场呈现出英美两国七大石油公司垄断支配的寡头格局。世界石油市场的定价规则、交割方式等基础性制度、机制在英美寡头支配下基本确立。
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经济进入战后恢复发展的黄金时代。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全球化发展势头更加迅猛，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联系更加紧密，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国际机制等超越主权国家的行为体在这一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随着亚洲、非洲和拉美民族独立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的不断高涨，在苏联、美国的推动和支持下，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纷纷脱离英国、法国等宗主国，实现政治上的基本独立，并随后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出更具民族主义色彩的吁求。其中来自中东波斯湾和北非地区的产油国，开始在苏联的支持下通过完善立法、行政强制、资本赎买、公私联营等方式大力削弱外来石油公司的影响，强力推行石油产业国有化运动。这一方面沉重打击了英美传统石油公司在本地区的固有利益，另一方面也使得该地区的国有石油公司逐渐取代英美石油寡头而在世界能源领域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因不满英美石油公司长期以来维持的低油价政策，主要产油国于１９６０年９月发起成立石油输出国组织（ ＯＰＥＣ ），以协调各国石油立场；１９７３年１０月，因不满于英美等国在中东战争中支持以色列的立场，石油输出国组织一致同意减少石油产量、实施石油禁运，以石油为武器对英美等发达国家施加政治压力。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石油供应至关紧要的背景下，此举直接引发了国际社会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石油供应严重紧张、物价急速飞涨、工厂关停、失业率大幅上升等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并成功迫使美英等国调整原有的外交政策立场，重新考虑有关国家的利益诉求。此次危机，全景式向世人展示了石油作为一种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能源资源在重大国际政治事务中可以发挥多么关键的战略作用。这促使国务家和研究者不得不认真思考那些尽管规模体量较小、发展较为落后，然而天然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国家和地区在国际政治事务中的战略潜能：并由此诞生了“能源地缘政治”这一术语， 尽管这里的“能源”实际上指代的仅仅是“石油”。石油开始以其政治战略属性压倒性超越能源商品的经济属性而成为全球地缘政治博弈中引人瞩目的关键要素。为对冲石油输出国组织对全球石油市场的影响，尽可能维护和强化主要石油消费国在世界能源市场中的原有权益，欧美发达国家于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发起成立国际能源署（ ＩＥＡ ），协调近３０个世界主要油气消费国的能源政策立场，督促各国建立多元化石油储备体系，应对可能出现的石油供给中断问题，缓释由欧佩克产油政策的调整而导致的油价波动，以确保本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自此，石油输出国组织与国际能源署成为塑造当代世界石油格局的两大重要力量。
１９７８年，两伊战争爆发，第二次石油危机随之到来；１９８６年，世界石油市场价格猛跌，苏联、中东等多个国家深受其害，第三次石油危机爆发。频频爆发、范围广远的石油危机深刻影响着全球政治经济局势，加剧了世界和地区政局的动荡，凸显石油作为政治战略资源在塑造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基础性和关键性作用。石油作为最重要的能源资源与国际地缘政治博弈甚至地区战争的爆发深度纠合的证据越来越显著。 而石油输出国组织与国际能源署，则成为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在世界石油领域的直接投射。二者之间的牵制与互动，成为世界石油地缘政治的重要内容。随着东欧剧变、冷战结束，国际格局从苏美两极对立向一超多强发展，美国强力支持的国际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机制迅猛发展，“地缘政治”成为主流话语体系中不被欢迎的术语，但在实际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关键的角色。地缘政治成为国际自由主义大潮掩盖着的潜流，世界能源领域呈现“理论上的能源自由主义、实践中的能源现实主义”两张皮的特征。
一方面，与以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为基本特征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相适应，在世界能源领域涌现出大批能源自由主义的追随者。冷战结束后，除了少数国家外，苏联及其盟友纷纷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引，进入了“休克式改革”的转轨历程，经济私有化和多党选举成为其显著标志；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在内的国际组织亦以“华盛顿共识”为圭臬，强制要求申请贷款的国家进行全面的自由化改革，建立与美国完全一致的国家治理体系。
自由主义成为全球范围内大行其道、势不可挡的政治经济潮流。该思潮投射于世界能源领域，就是主张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完全开放、各国互通有无的能源市场，由各国根据比较优势，以最低的经济成本获取更多的能源资源，支撑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为此，要彻底清除掉以往附着在能源商品尤其是石油、天然气上的地缘政治色彩，彻底还原其纯粹的经济属性，由跨国能源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开展交易，参与市场竞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的合理配置。
另一方面，在世界事务的实践中，国际现实主义而非国际自由主义却成为支配国际政治的实质逻辑。美国为首的霸权国家对外输出的“华盛顿共识”，由其所代表的私有化、多党选举、个人主义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生活方式，实际上是在全球范围内为美国营造葛兰西意义上的“文化霸权”、护持其霸权利益、维护其世界领先地位的意识形态工具。一旦此图谋被揭穿并遭到抵制，政治强制而非经济自由就接踵而来，现实主义地缘政治竞争而非自由主义和平贸易就再度凸显。这种现象，映射在能源领域，就是地缘政治考量成为真正决定世界石油市场走势的关键因素，大国霸权主义痕迹明显。对美国而言，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强力确保并维持其在主要油气产区的绝对优势，牢牢保持对重要油气资源地区的主动权。自苏联解体后，美国先后发动或参与鼓动、支持了海湾战争、第二次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内战，不仅推翻了原本该地区强硬的反美政权，而且借战争之机以扶持本地武装、建立亲美政权、提供美元贷款、帮助经济重建等方式，不仅建立了对本地区重要油田、气源的绝对管控，而且深入扩张至本地区重要的经济社会部门；对仍处于反美状态的产油国政府或地方武装势力，如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则利用其国际机制霸权，施行严密的国际制裁措施，试图以经济高压甚至准战争的军事行动逼迫上述势力服从美国霸权。
二是建立并坚决维持石油美元体系，使美国成为国际石油贸易的“收税人”。 １９７１年美国尼克松政府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后，与当时最大的产油国和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签订协议，美国向沙特提供军火和国际保护，沙特则允诺所有的石油交易均以美元进行结算。由于沙特在国际石油市场中的特殊地位，其他产油国纷纷跟进，美元成为国际石油交易的通用货币，石油美元体系开始确立。该体系创造了巨量的国际美元需求，从而使得原本主要作为美国国内法币的美元，兼具国际通货的重要职能。拥有美元发行权的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从美国一国的中央银行一跃而具有了世界中央银行的职权。由此，美国事实上成为世界油气贸易的“收税人”，坐享国际能源发展的红利。为维护石油美元体系的稳定与持久，美国在对外事务中采取双重标准，对沙特等完全驯服该体系的国家和势力一概不予干涉，决口不提推行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的事宜；对试图挑战石油美元框架的国家，则时常借口人权等问题蛮横干涉别国内政，甚至采取包括煽动暴乱、秘密行动在内的种种手段进行阻挠或者打击。
三是明确将能源作为其霸权护持的重要工具，推行“能源现实主义”。自尼克松政府以后，美国始终将“能源独立”作为实现和确保本国能源安全的终极目标，实际上反映了其对“能源自由主义”的深度怀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针对本国能源领域的外来投资，设定了严格的限制门槛，并对所有关涉能源领域的外来投资进行严格的国家安全审查；美国政府制定了严格限制本国先进能源技术出口的规章机制，以确保其尽可能维持能源领域的垄断性技术优势。 ２０１６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其能源部长公开宣布实施以“美国优先”为目标的“能源现实主义”政策。根据该政策，美国将取消开发国内丰富油气资源的法令限制，并制定鼓励开发举措，将加大对外油气资源的出口，将主动与国际社会共享先进的能源技术，将加大在油气领域的资本投入，但所有这些都严格限定在美国的盟友和友好国家范围之内，而将不友好、有潜在竞争的国家排除在外。 此外，为最大程度增进美国国家利益，特朗普政府废除奥巴马政府时期已经签署的应对气候变化协定，大幅削减相关财政经费。在此背景下，能源，尤其是油气资源，对美国而言，毫无疑问已绝不再是可以毫无限制地、完全自由流通的“商品”，而成了维持其全球霸权的地缘政治工具。
事实上，将能源视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而非纯粹商品，并非美国所独有。俄罗斯，早在普京首任总统任期时就已经明确将其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作为振兴国家权势的基本依托，并在与西欧、乌克兰、格鲁吉亚发生的地缘政治纷争中屡次直接以油气资源为筹码，以断供、涨价等策略吓阻其竞争对手的其他意图，油气资源成为普京复兴俄国大略的“战略撒手锏”； 除美、俄外，其他主要国家也不断强调能源安全问题，甚至将能源安全与能源转型挂钩，视能源转型为解决能源安全问题的重要出路。由此可见，对石油时代而言，能源的地缘政治属性始终在事实上压倒其作为纯商品的经济属性，或者至少与其同等重要。因而，地缘政治因素始终是这一时代世界能源议题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
二、关键支柱：能源转型后的地缘政治
当前国际能源体系正处于从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向太阳能、风能、核能、水能、地热等非化石能源转型的进程当中。主要国家正纷纷加足马力，加快部署以泛在、可再生、低碳、清洁为特征的新能源系统。在此背景下，学术界和实业界产生了一种比较乐观的观点，认为未来能源转型完成后，新能源取代传统能源，原本由化石能源的稀缺性和供需双方的地理错位而导致的能源地缘政治问题将会大幅衰减，直至不复存在，以往附着在能源上面的地缘政治属性将会消失，能源还原为纯粹的商品。然而，这样的看法恐怕过于表面。
首先，当新能源取代传统化石能源成为主导能源后，从煤炭时代到油气时代先后呈现出的煤炭地缘政治、油气地缘政治确实会发生较大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能源产地的地缘政治意义大幅下降，并连带造成能源运输、消费等环节地缘政治方面的变迁。工业革命以前，世界主导能源经历了从煤炭到石油、天然气的转型，但都属于不可再生、具有鲜明地域属性的化石能源，能源供需之间的地理错位赋予其天然的地缘政治属性。在未来世界能源转型完成后，绿色、低碳、泛在、可再生的能源，如核能、风能、太阳能、地热、潮汐，乃至生物质能，取代传统化石能源，能源变为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的资源，其可获取性较化石能源已不可同日而语。由此，能源供给侧的泛在化与需求侧的普遍化形成调适关系，以二者之间的错位矛盾为工具声索、谋求政治上的利益不再是一个有效的手段，这驱使各方将原本聚焦于能源产地上的地缘政治关照转移至其他方面，从而大幅削弱能源产地的地缘政治意义。能源产地的地缘政治削弱，会级联引发能源运输通道、能源消费区域地缘政治意义的重塑。例如，在石油时代，远洋航线、运输通道往往被视为“石油生命线”，争夺对石油运输通道的控制权，包括主要的远洋航线及其沿线的关键港口、码头，主要的运输管道所在国家和地区等，构成了能源地缘政治博弈的重要内容，那些对保持地缘政治优势至关重要的港口、码头、中转站等，形成了石油地缘政治的枢纽。 争夺、控制或者保持对这些枢纽的影响力，构成了各国进行地缘政治战略谋划的重要部分。 显然，当石油不再是主导能源，其地缘政治意义下降后，这些在石油时代被高度重视的枢纽节点也会被重新评估，其重要性势必会发生深刻变化，进而带动国际能源地缘政治结构出现重大而深刻的调整。
其次，能源产地的地缘政治意义削弱并不代表着能源的地缘政治属性消失，而是转移到了能源产业链条上的其他环节，甚至在新的环节上可能会更加突出。依照目前能源技术发展程度看，这起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地缘政治竞争从能源资源本身转移到了与新能源的充分利用紧密相关的矿产资源之上。根据目前新能源技术的发展情况判断，在未来可预期的时段内，当新能源成为主导能源后，包括太阳能、光伏、核能等都将通过发电装置转换为电能才能够被人类社会大范围地使用。亦即，正如同煤炭需要经过蒸汽机、石油需要经过内燃机才能转换为人类所需的能量一样，未来新能源必须经由光伏板、核电机组、风车发电机组等，转换为电能后才能被普遍使用。各种新能源固然是泛在、可再生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是假如缺少新能源转换为电能所必需的装备，则所有的新能源将与过去亿万年间一样，原始裸露于大自然之中，而不能成为人类社会运转的动力。
换言之，如果要真正实现新能源的大规模使用，就必须同时大规模建设、部署光伏、风能、核能等发电系统。而部署这些发电系统势必产生对诸如多晶硅、钴、锂等元素的巨大需求，这就使得新能源时代的能源系统再次如同化石能源时代一样，产生了高度依赖自然地理分布的矿产需求。这些矿产与煤炭、石油、天然气一样，天然具有地缘属性，其在地球上的分布集中程度甚至不亚于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以钴为例， ＢＰ 公司统计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１７ 年 底，全 球 已 探 明 的 钴 储 量 仅 有 ７１０ 万 吨，其 中 刚 果（４９．３％ ）、澳大利亚（ １６．９％ ）、古巴（ ７．１％ ）等１２个国家拥有全球９２．４％的储量；产量方面，２０１７年刚果一国生产了９万吨钴，占全球总产量的６５．７％ ，超过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钴产量的总和。
对这样一种关乎新能源发电系统部署规模的战略资源，全球接近一半的储量、高达全球三分之二的年产量，全部集中在一个可预期范围内不大可能成长为世界强权的国家，如此高的地理集中度，远超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中的任何一种。
这就意味着，倘若要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部署新能源，对钴等矿产资源的争夺将会远超出历史上对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本身的争夺烈度，并且很可能会推导出诸如“谁控制了钴矿产，谁就控制了新能源；谁控制了新能源，谁就控制了全世界”这样全球能源地缘政治竞争“公式”。诚然，随着新能源科技的进步，对钴或者锂等特定稀有矿物元素的需求会有变化，但无论该具体矿产元素是什么，只要不是同样泛在、可再生的，就势必会高度依赖自然地理，天然具有地缘属性。而该关键矿产的地缘政治属性，将成为新能源时代世界能源议题不可忽视的内容。因此，在能源转型完成后的新能源时代，地缘政治并未消失，而只是从原本明眼可见的一个环节（即能源资源本身），转移到了能源产业链中的其他环节（即制约整个生产链发展的至关紧要的某个或某些矿产资源）；其竞争激烈程度，未必一定会比传统化石能源时代更缓和。
二是地缘政治竞争从能源资源、运输、市场全环节更加集中到运输这一环节，围绕大电网及其控制系统而展开的地缘政治博弈、将成为未来世界能源地缘政治的重要内容。如前所述，７０％以上的新能源都必须转化为电能才能得到大规模的使用，而包括风能、太阳能、潮汐等在内的新能源，其转换为电能的过程受到自然条件的天然限制，无法实现全时、稳定发电；电流、电压的波动亦比传统能源发电时更为剧烈。
对此，电工领域大致有两种解决思路：其一，建设规模巨大、泛在互联的储能系统，在新能源发电高峰期将多余电能储存起来，而在其发电低谷或者停止发电时放电，通过储能系统实现削峰填谷。其二，建设规模巨大的输电网络，将不同地区的电能连在一起，由于电能传输速度与光速相近，因而可以实现实时调度；当联网范围足够大时，便可以通过地域空间补偿实现新能源发电的全时和实时调度。
从中长期来看，储能技术得到突破后，大规模建设储能装置固然可行，但其成本要远大于建设大电网系统，而且其削峰填谷能力有待检验。而以特高压输变电技术为核心的大电网系统不仅早已经实现了技术突破，而且在实际生产中已经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检验。通过建设洲际乃至全球能源互联网， 以特高压输变电技术将全球大电网充分连接起来，辅之以必要的储能设备建设，从技术上看将是未来世界能源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由此判断，在未来能源转型完成后，尽管能源产地是泛在的，能源消费地是泛在的，但受限于新能源无法克服的自然特性，能源转化与调度将高度依赖大电网系统，依赖特高压输变电技术。
与化石能源时代油气管网建设要受到过境国地缘制约相似，大电网建设同样要受到过境国的地缘制约，这将大大突出重要网联节点、关键枢纽区域的地缘意义。尤为重要的是，大电网系统兼具工业装备基础设施网络与虚拟信息网络的双重属性，其运维管理与目前国际互联网、电信通讯网具有较大的一致性。国际互联网领域的国家权势之争正如火如荼，电信通讯领域围绕５Ｇ 技术的国家间竞争已经引发了全球范围内新兴国家与传统霸权国家之间激烈的权势争夺；未来电网运行标准、装备技术规则、调度规程等，将成为大电网赖以运行的基本法则，也势必成为各国努力争夺的新的地缘空间。谁率先掌握大电网的关键技术、核心管理规程，谁就能影响整个产业生态系统，成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主导者，进而成为新能源时代能源地缘政治博弈的胜出者。因此，在完成向新能源的转型后，世界能源地缘政治将从化石能源时代主要集中于实体地理空间的竞争加速转移至网络规则、技术标准等虚拟空间。其竞争烈度不仅不会有所缓和，反而因为“网络”规则的单一性而更趋紧张。
由此可见，即便是在全球能源转型成功后，化石能源被泛在、可再生的新能源取代，围绕着主导能源的地缘政治竞争仍将继续存在。与化石能源时代的地缘政治竞争集中于能源资源产地和运输通道略有不同，能源转型完成后的地缘政治竞争将集中在那些对转化、使用新能源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矿产资源和电网工业系统领域，因而主要国家将同时在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展开竞争。就目前形势判断，其竞争烈度不仅不会比化石能源时代有所缓和，反而有可能会更加剧烈。因此，在全面完成能源转型、新能源取代传统化石能源成为主导能源的时代，地缘政治仍将是世界能源议题中无可逃避的关键部分。
三、空前显著：世界能源秩序转型中的地缘政治角色
无论是从世界能源发展史的角度看，还是从未来新能源时代的世界能源体系情况看，地缘政治都将是世界能源议题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那么，在国际能源大转型的当下，在地缘政治因素被认为是阻挠能源转型的重要因素的背景下，各国能否开诚布公，彻底“甩开地缘政治纷争”，加快实现国际能源转型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在当前能源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地缘政治因素不仅不可能被“甩开”，反而会空前突出，成为世界能源议题中的最引人瞩目的部分。
首先，能源转型并不仅仅是各国或者人类社会选择何种主导能源的问题，从历史形态上讲，它是涉及国际能源利益和能源权势重新分配的历史大变动，天然带有地缘政治冲突的属性。在能源转型进程中，由于主导能源的变化，原本在国际能源领域占据主导或者垄断地位的能源大国，将不可避免地失去其原有的国际优势，这既包括能源资源优势，也包括交通运输优势，还包括国际交易的制度机制优势等；原本由这些优势所衍生的国际特殊权益，也将因此丧失。就国际事务而言，这意味国家间权力关系的大规模重新调整，连带造成国际格局的剧变；就内部事务而言，这意味着那些原本拥有显著能源优势的国家，将不得不对其国内能源工业部门进行大规模调整，承受大规模能源工人失业、国税迅速下降、社会秩序紊乱，甚至迸发政治经济动荡的后果。为防止能源转型造成的大规模危机，能源大国一方面固然可能加快在新能源领域的部署，以期在未来同样保持领先优势，另一方面也有更大的可能通过种种方式阻挠能源转型，遏阻新的能源强国的出现，以巩固、维系和尽量延长其传统能源强国地位。例如，传统能源大国可能会通过培植国际利益集团、广泛制造舆论、影响大众认知、支持利益代言人获得政权，改变主要国家政策走向等方式，废除或者取消支持能源转型的各种努力，从而延迟世界能源转型的速度，甚至扭转其方向。其最剧烈的方式之一，就是传统能源大国以其雄厚的资金支持，怂恿其他国家之间发生高烈度冲突，刺激其军备对传统能源的大规模需求，重新抬升油气等传统能源的主导地位，同时也搅乱世界局势，重挫国际社会对能源转型的信心。而一旦对能源转型的信心丧失，则能源转型的步伐就很可能面临长期的停滞。就此而言，如果不认真考虑地缘政治因素，能源转型几乎不可能实现。
其次，从国际能源转型的政治经济属性看，其本身深刻烙下了地缘政治印记。能源转型意味着对新能源生态系统的大规模技术和资本投入，伴随着对关乎新能源利用效率的战略资源的提前布局与深度控制。就资本侧而言，目前大力投资于能源转型的主流资金，无一例外来自发达国家、新兴强国和依靠出口稀有资源而积累起来的公私财富，投资主体越来越体现为主权财富基金、国际投资集团、能源投资基金等纯粹资本运作单位。这使得能源转型在当前的世界政治经济进程中更具金融资本性质。而如果放在世界体系理论的视野下，这些金融资本全部来自世界生产力的中心或者半中心地带，并形成了对外围地区的绝对控制。由此，在全球能源转型发轫之初，地缘政治属性就已经深深地嵌入其中：处于中心地区的先发国家不仅在技术研发、人力投入、财政支持等方面远远走在其他国家前列，而且可以凭借这些先发优势长久保持垄断地位———倘若能源转型在较短时间内有了重大的进展，因而得以加速实现，那么他们就会在新的世界能源格局中继续维系其原有的特殊权势，其他国家除了追随和服从外，几乎很难有别的选择余地；倘若能源转型在技术上无法有效突破，转型进程遭遇挫折，来自世界中心地带的资本集团就会基于其逐利特性，迅速从新能源领域撤离，进而破坏新能源的自然发展历程。更重要的是，当这些世界中心地带的资本投放于新能源领域时，也超前延伸至该领域的角角落落，从而使得早在新能源大规模采纳之前，那些将来关乎新能源转换使用的关键资源、重要技术等，均可能已经被来自世界中心地带的资本集团控制，成为中心国家控制未来世界的基本手段之一。这种资本控制并不必然伴随着血与火的历程，但同样将是高度集中、高度排他性的，并在世界权势投影图上呈现出鲜明的地缘属性。
最后，能源转型进程中原本由紧密的能源相互依赖关系而掩盖起来的国家间矛盾，有可能会被能源转型的乐观神话释放出来并趋于激化，从而加剧当前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化石能源时代，尤其是石油时代，围绕着油气资源而爆发的能源地缘政治博弈，固然会激化各国之间的矛盾，但也会因为世界能源市场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依赖、休戚与共而生出制约矛盾激化的内在动力。因此，在油气主产国、消费国、通道国之间，尽管可能会频频围绕油气问题而发生纠纷，但受制于稳定国际能源市场的需要，一般不会频繁爆发高烈度的国家间冲突，斗而不破，可谓是对这种状态的简单概括。然而随着能源转型的发展，油气等化石能源在世界能源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加之主要由新能源资本集团创造出来的关于能源转型的乐观神话的鼓吹，传统化石能源尤其是油气资源对国际冲突的牵绊作用迅速减弱，有关国家甚至逐渐滋生出可以无视国际油气相互依赖关系而率性从事的观念。原本掩盖在油气相互依赖之下的国家间矛盾因此可能会迅速迸发，引发又一轮国际局势动荡。
所不同之处在于，以往围绕着油气资源的地缘冲突是由于这些资源太重要，而新一轮地缘冲突则可能是因为这些资源被认为不再重要了。正是能源转型塑造或强化了这样的观念。因此，如果不能正视并慎重对待能源转型进程中的地缘政治因素，世界局势的发展前景可能就会更加晦暗不明，世界能源转型也势必因之而中断或延宕。归根到底，能源转型是世界范围内一场深刻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调整过程，是人类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在这一过程中，旧的生产方式将会被改造甚至被彻底抛弃，新的生产关系将占据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与之相应的则是社会利益的全面深刻的重新分配。这一过程将塑造新的人际关系、新的道德法则、新的增长源泉，其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但其进程则时刻充满了守旧与创新、封闭与开拓、反动与进步等相互尖锐对立关系的斗争，不可避免的社会后果之一就是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当这种动荡投射到国家间关系时，连绵不断的国家间纷争就无可避免了。因此，必须严肃对待并高度重视国际能源转型进程中的地缘政治因素，客观审慎评价其影响后果。
四、结 论
世界能源演进史显示，地缘政治因素与之天然纠合；对未来能源转型完成之后的研判表明，地缘政治在新能源时代的世界能源议题中仍是关键部分，甚至其竞争烈度不会逊色于以往任何时候；而从国际能源转型的现实过程来看，地缘政治不仅天然烙印于该进程，而且可能会呈现出空前加剧的态势。因此，可以断言，地缘政治是世界能源议题天然构成部分。那些试图将在世界能源议题中甩开大国博弈、地缘政治的主张和论断，未免显得过于简单美妙。世界能源的开发、获取、利用，既是一种经济行为，更是一种政治结果，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是世界能源这枚“硬币”的两面。鼓吹抛开地缘政治而片面强调其商品属性、主张通过纯市场化、自由化手段实现全球能源资源有效调控的观点，势必难以行之久远，亦必然无法经得起实践检验。毕竟，“能源问题太重要了，它不能仅仅交给经济学者和技术专家来处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