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华:五中全会将创新提到核心地位,传递了什么信号?
2020年11月11日  |  来源: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  阅读量:2056

需要站在世界前沿和制高点上,以创新获得新的竞争红利

Q: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在五大新发展理念中,创新居于第一位。而此次全会又将创新提到核心地位,传递了什么信号?

周振华:创新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驱动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经济发展要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必须要靠创新驱动。过去那种依靠大量人力物力投入、依靠房地产拉动的低水平扩张,已经不适用了。高质量发展,要求我们通过创新来提升经济运行效率和质量,解决供需矛盾。同时,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一定要有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产业竞争力,这也需要依靠创新。

Q:全会提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这对创新提出了怎样的新要求?

周振华:高质量发展,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什么是美好生活需要?其中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对更高生活质量的追求。而这就需要靠创新提供更多有效供给。与此同时,在当前国际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发展要更多依靠内生动力。内生动力从哪里来?也要靠创新。这里所说的创新,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发明创造,而是系统集成创新,需要站在世界前沿和制高点上,以创新获得新的竞争红利。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水平”具体指什么?

Q: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有何重要意义?

周振华:今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其中首次提出“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次在全会这样的层面上再次予以明确,可以看出中央对此高度重视。事实上,这与创新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创新需要有强大活力,体制支撑不可缺少;释放创新巨大能量,也需要有体制机制保障。

Q:如何理解“高水平”?

周振华:所谓高水平,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首先,这个体制不仅能进行基础性资源配置,而且能够实现高效配置;其次,这个体制要有弹性,可以应对和消减各种内外冲击;第三,能够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各市场主体根据自身特点和定位可以各展所长,得到相应发展;第四,能够容纳各种经济形态,促进共同发展;第五,具有相对稳定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进经济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改革,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但是,这个体制目前还不够完善,不能完全适应新发展阶段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体制性障碍,还存在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微观经济活力不强等问题。从参与国际竞争的角度来讲,与国际市场高标准接轨,也需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提升城市能级不是看量的投入,而是靠质的提升

Q:创新,是上海城市品格之一。“十四五”时期,上海如何在创新驱动下实现更好发展?

周振华:自“十二五”提出“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发展主线以来,迄今已近十年。在这十年间,应该说上海在转型方面还是非常有成效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从双轮驱动转为以服务经济为主导;二是“四个依赖”(对重化工业增长、房地产业发展、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拉动的依赖)在减少,“四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经济形态)在崛起;三是过去的传统支撑点被新增长点所取代;四是城市结构从单一转向多中心,城市功能从单一转向多元。

但是,在升级方面,上海做得还不够。虽然以服务经济为主导,但是现代服务业的实力还不强。“四新经济”虽然正在取代“四个依赖”,但是“四新经济”的含金量还不够。城市空间方面,多中心之间的网络化连接还不够。城市功能虽然趋于多元,但是多元功能之间的融合度还不够。

此外,上海经济虽然基本保持稳定,但是存在“稳态固化”的潜在风险。稳定是好事,但一旦固化,就容易渐渐丧失活力。

Q:如何解决上述这些问题,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周振华:关键要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而这就要靠创新。提升能级不是看量的投入,而是靠质的提升。为此,我们需要在强化四大功能上有新作为。

在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功能方面,要进一步集聚全球从事国际业务的机构,拥有国际业务操作平台,提高创新创业活力。在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方面,要集聚全球顶尖科学家,拥有高水平研发团队。在强化高端产业引领功能方面,要依靠“三个关键”,即关键技术、关键装备、关键材料,加强资源系统集成能力,在国际标准制定方面掌握话语权。在强化开放枢纽门户功能方面,不能仅仅停留于在岸配置,而是要做离岸配置,进一步加强制度创新和开放。

(周振华,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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