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美国大选投票成为舆论关注焦点之时，11月4日特朗普政府正式退出《巴黎协定》。不过，就在当天晚上，有希望成为新一任美国总统的拜登宣布，如果自己胜选，执政第一天就会重新加入《巴黎协定》。不仅如此，拜登在此前演讲中还曾表示，会把特朗普政府退的其他“群”也重新加回去。这其实引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在民粹主义、单边主义和新冠疫情的多重冲击下，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未来该怎么办？

全球治理基本失效了，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对失效的原因、本质和应对手段认识则不同，三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特朗普政府抱怨“不合算”，怪罪“变天了”，秉持“美国优先”、“我来治理”理念，“重启”全球治理，排斥中国；欧盟则认为需要“重新平衡”全球治理的权力与义务，以多边主义推欧盟规范；中国认为全球治理存在“赤字”——能力、机制与观念的赤字，推崇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观。以全球贸易为例，当今世界存在三大全球经济治理观：第一种是美国强调的基于美国优先的公平贸易，第二种是欧洲强调的基于规则的自由贸易，第三是中国强调的基于开放包容的共享贸易。

未来的全球治理向何处去？为什么这次疫情没有像2008年金融危机那样带来全球治理协调？因为那是资本全球化。作为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激活了G20。现在，新冠疫情提示我们进入了人的全球化阶段，而80%的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他们在全球治理的话语体系中是“沉默的多数”。所以，美国如今反对全球化，不是反对全球化本身，而是反对自己不能主导的全球化——就像拿华为“安全问题”说事，另起炉灶，推行全球供应链的“去中国化”、搞脱钩，打造排斥中国的全球化，导致全球治理无法协调。

以系统论的角度来分析，全球治理眼下在主体、客体、过程和环境四个层面面临挑战。

从主体上看，就是主体多元而机制比较单一。主体包括主权国家，但是还有很多国家命运没有掌握在自己手里。世界贸易组织（WTO）160多个成员，仲裁上诉机制一旦停摆就带来麻烦。主体多元导致利益多元，但是机制比较单一，矛盾就比较明显。我们强调多边主义，但是有些国家根本不在“边”里面，或者不靠“边”怎么办？而且，多边主义的“多”也是有限的。

从客体看，就是问题多多，要“一石多鸟”。民粹主义主导了一些国家的政府，部分发达国家危机重重。比如欧盟现在很少谈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就是因为现在问题多，自顾不暇。以有限的选择工具和财政预算，去满足各个利益团体的诉求，就会显得捉襟见肘。还有一些国家内部没有治理好，功课没做好，把问题甩锅给外界、制造麻烦。

从过程看，目标和实际能力之间有很大的差距。中国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但是美国态度是“与我的盟友共商共建，须以我为主导”。所以，“共”只有上升到人类层面才不是排他、封闭的，各种区域主义、共同体只有上升到人类层面才具有最高合法性，也才是可持续的。

从环境看，内外夹击。因为现在技术的发展是横向互联互通，解构原来那种纵向的治理模式，如区块链、万物互联技术。那么，如何惩罚那些任性退出全球化或者说不负责任的主体呢？人权问题则是另一个症结，在数字化时代还与隐私权保护、数字规则制定挂钩，有旧瓶装新酒的意味。

全球治理和全球化的主要麻烦，是美国人的全球治理观很少会问：“谁的全球化”“为谁治理”“谁的全球治理”“靠谁治理”这些根本性问题。

疫情危机标志着40年前随着“里根—撒切尔革命”诞生的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终结。疫情强化了政府的力量，侵蚀了已动摇的全球化根基，使小政府和自由市场变得不合时宜。疫情暴发后，欧洲誓言要不惜一切代价强调供应链多元化，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中国市场红利下降也为此提供合理性借口。然而，欧洲无法实现供应链本土化。在这种情形下，中欧作为世界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主张什么、反对什么、合作什么，具有世界意义。中欧数字伙伴、绿色合作伙伴是人类文明转型的引领。在欧盟提高其2030年气候目标后，中国做出了致力于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这增加了两者之间建立强有力经济联盟的可能性，该联盟将覆盖全球三分之一的碳排放量。它向唯一尚未确定减排目标的排放大国——美国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人类正从信息时代迈向数字时代，从化石文明迈向后化石文明，中欧是人类新文明的规则制定者。

首先，疫情推动全球化走向“全球地方化”，全球治理也走向“全球地方治理”。为此我们要强调内外统筹、命运与共，协调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解决国内和国际上的治理赤字，这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命运与共就强调了经济安全应该是统筹的。发展是解决问题的总钥匙，但是美国经常以“安全”来破坏发展，全球治理变革应破除一个悖论一一“安全靠美国，发展靠中国”，实现安全与发展治理的统筹。

其次，推进全球地方化的治理，就是区域性、跨区域性之间的主体能够通过互联互通，建立全球伙伴网络。这正是“一带一路”所推进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崇开放的区域治理模式。

最后，国内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和世界范围以人类共同体为核心理念的全球治理观，是中国倡导的全球治理核心价值观，追求的是一种全球公共产品，全球公共产品应该是亚里士多德的“最高的善”（ highest goods）或孔子的“止于至善”——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区域性的共同体和排他性的、封闭性的追求，这是最大层面上的包容。

（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