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疫情影响，海外投资的区域重点从发达经济体转向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走出去与外资走出去共同发展；关注中国边境重点区域投资热点；要防范可能产生的金融风险。

企业走出去面临挑战

疫情对产业链影响。这次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它加重了世界经济衰退的走向。从目前情况看，疫情至少将延续到今年年底，有可能延长至一到两年，甚至到明年年底也无法结束。特别是，今年下半年，南半球也爆发了，如巴西，澳大利亚。到今年冬季，疫情有可能再次返回北半球，疫情如果轮回反复，世界经济将长期处于隔离状态，从而使世界经济加速衰退。

当前，疫情将引起世界经济大萧条的争论甚嚣尘上，但世界经济面临一到两年的衰退期是毫无疑问的。

此次由于新冠病毒疫情造成的世界经济衰退与包括2008年金融危机在内的历史上出现的经济衰退不同，疫情下的隔离状态给经济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产业链的中断。本来在逆全球化潮流的推动下，特别是受特朗普单边主义政策的影响，已存在产业链中断现象。但是由于疫情导致的隔离，从物理上切断了原本已经十分脆弱的产业链，这种对世界经济造成超乎想像的破坏性影响，是阻碍企业走出去的突发因素。

中美脱钩影响。与疫情造成隔离状态对企业海外投资的制约相比，美国对中国采取脱钩政策则是更严重的威胁。去全球化加去中国化就是特郎普提出的中美脱钩政策的实质。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主导去全球化，借助中美贸易战推动去中国化浪潮，再加上当下中美脱钩的现状，对企业走出去投资产生了更加广泛、深刻的影响。

这种影响表现为：

首先，美国完全切断了对中国的高技术供应。即对中国在高技术领域实行禁运，封锁措施。一系列措施不仅针对华为，针对5G领域，而是对中国高技术领域实行全面封锁。

第二，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进行全面清理。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将面临全面审查。只要涉及中国政府背景以及军方背景的企业，都要被清退。如果中国企业存在违规行为，即使违规行为达到不退市的处罚标准，也会被迫退出美国股市。这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将面临的重大挫折。

第三，美国政府鼓励美资企业从中国撤出，撤回美国。并对撤出企业给予补贴。

香港问题。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另一个重要挑战就是香港问题。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随后，美国有针对性的提出取消香港特殊地位， 美国政府拟暂停香港对美国出口的特惠关税，可能会终止与香港的部分或全部特殊贸易和经济关系， 包括技术转移与资金转移。自上世纪末以来，香港一直是全球金融和商业中心，如果香港的这一地位发生变化，企业投资能否像以前一样从香港顺利通过，目前看来，是非常困难的。

企业走出去道路选择

首先，海外投资的区域重点从发达经济体转向发展中国家。

受疫情影响，企业走出去应重点关注区域布局。原来我国企业海外投资主要选择发达经济体，因为，在发达经济体的投资项目见效快，更重要的是，企业可以从发达经济体获取世界先进技术，因此，许多企业多选择高技术领域投资。然而，受疫情影响，高新技术领域投资受挫，不仅在美国，还包括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荷兰也纷纷仿效美国的限制政策，所以，企业在面向发达国家高技术领域投资时要做好经受挫折的思想准备。不论是新的投资，还是已运营的投资项目都将受到冲击，可能面临收益下降，项目停滞甚至被摧毁的结果。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企业走出去布局应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而转向发展中国家时，还应重视距离的影响。远距离的海外投资风险大，所以，应将近距离区域作为企业走出去的重点。即“一带一路”沿线的周边市场。

“一带一路”发展应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要选择具备以下特点的版块作为重点发展区域：一是对中国友好；二是经济增长潜力大；三是已有中国企业植根多年，存在中国企业群体或者产业园区;四是两国文化相通，相近。具有这些条件的版块是我们下一步海外投资的重点方向。

基于上述条件，企业海外投资应首选东南亚。因为，一是东南亚与我国在制度，体制上非常接近。二是东南亚市场规模大。东南亚人口超过6亿，各国人均GDP高，达5000美元左右，市场发展极具潜力。同时，东南亚与中国的产业链联结紧密，也是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向外转移的首选市场，我国有大量的企业在东南亚进行投资，与当地的华人联系密切。我国是东南亚最大的的投资来源国，也是其最大的贸易市场。

其次，具有投资优势的区域是中亚以及巴基斯坦。由于该地区与我国保持非常良好的双边关系，为企业投资奠定的坚实的政治基础。这一区域是“一带一路”西行的必经之路。在这一区域不仅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更重要的是要进行产业布局。近几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巴基斯坦经济合作进展迅速。但这一区域的缺点是市场规模无法与东南亚市场相比，人口规模以及产业结构也略逊于东南亚市场。

同时，中东欧17国也是需要大力发展的区域。近年来，在中国与中东欧16+1合作框架下，基础设施领域合作取得显著成就。如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匈塞铁路发展迅速，成为合作的典范。中欧投资协定正在谈判中，有望今年达成。协议如果签署，欧洲以及中东欧投资环境将好于东南亚市场。

另外，还有一些区域具有投资机会。东北亚市场，特别是俄罗斯远东地区发展潜力较大。俄罗斯在逐步开放矿山，农场，森林，港口，一般加工业等领域，东北亚市场是我国东北地区企业国际化发展最大的延伸。

南美洲投资总量仅次于东盟，资源丰富，基础设施需求量大，如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等领域非常希望与中国开展合作。

总体上看，新的投资热点非常多，企业需要选择重点区域，重点版块进行投资。

第二，国内产业走出去与外资走出去共同发展。中国企业和在中国的外资企业走出去，应该有相关性。外资企业从中国市场向外部市场转移，转移到东南亚，南亚，中东欧，我国企业与他们合作，共同走出去，即可以保留其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也可以和中国企业合作共同发展产业链，构建利益共同体。

第三，关注中国边境重点区域投资热点。云南是我们走向东南亚和南亚的枢纽。国家投入4-5万亿开发云南，云南是未来五年的基础设施投资的重中之重。云南是我们走向印度洋的大门。如果从上海或者天津，青岛，到印度洋，行程需 5000公里以上，从云南到印度洋只有500公里。而印度洋则是连接南亚，东南亚，非洲，中亚，的中转站。云南的边境地县成为新的投资热点。在那里投资等同于走进东南亚市场。

最后，要防范可能产生的金融风险。要关注国际融资的变化。美元的结算系统或许对我们产生新的压力，阻止我国企业走入SWIFT结算系统。同时，要关注港币与美元脱钩风险。无论是SWIFT结算系统，还是香港融资渠道，任何方面存在障碍，都会使企业走出去面临巨大挑战。企业走出去之前，要厘清和SWIFT的关系以及与香港发生金融风波的关系。

目前，国际融资模式存在多样化趋势，去美元化的结算系统正在形成，如欧元结算系统，人民币或其它货币结算系统。中国领先的数字货币和区块链技术正在迅速发展。这些模式仍处于变化之中，呈未成熟，但是随着世界经济的衰退恶化，美元的通胀及美元债务的急剧增长，美元带来的的其它的金融风险，将在五至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对企业走出去带来严重影响。

（作者是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