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战争的需要，战时的美国建立了特别军事训练项目。 战时和战后初期情报工作的需要也催生了一批从事非西欧地区分析的研究者。 比如费正清就从1941年到1946年被美国政府派往中国。规模空前的战争无疑促进了美国对西欧以外地区的重视和掌握。 大规模的战时合同使美国联邦政府仅向麻省理工学院就投入了1.17亿美元。 加州理工学院得到8000万美元，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也各得到30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用于科学和工程研究，但人文社会科学也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日败局已定。 对于德国的战后安排，美国胸有成竹。 而对日本，美国就颇感生疏，不太有把握。 当时有两大问题需要研究：首先，日本会不会投降，盟军是否要进攻日本本土而采用对付德国的办法。 其次，假若日本投降，美国是否应当利用日本政府机构以至保存天皇。 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美国政府动员了有关学者进行研究，其中一位是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 这项研究战后以《菊与刀》为书名正式出版，成为日本研究领域的一部名著。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借战争的胜利崛起为世界超级强国，影响已及全球各地，地域性的关注也随之扩及各个地区。 这时，欧洲列强原先的殖民地纷纷独立，“新国家”大批出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五年间，印度、巴基斯坦、锡兰、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以色列都获得了独立。1954年日内瓦协议达成后，柬埔寨、老挝和越南脱离了法兰西殖民帝国。 又过了数年，马来亚、利比亚、苏丹、摩洛哥和突尼斯摆脱殖民统治，正式获得独立，加纳、多哥、喀麦隆和圭亚那也紧随其后。 到1960年，新独立的国家大约有 40个，人口总计约达8亿。在此背景下，研究这些新国家成为美国的当务之急。 在美苏冷战的大格局下，美国政府有很大的需求了解和掌握这些新国家各方面的发展，并愿意为之拨出数额可观的研究资金。 对于美国学术界来说，这成为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以“新国家”或“新兴国家”为主题的著述随即开始涌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地区研究是由学科专家主导的。 他们在人文社会科学的某个学科，如人类学、经济学、地理学、历史学、政治学、语言学、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中，具有专门的学术训练，同时，他们把对于美国学术界来说尚属新鲜的关于各地区的知识融会到了大学内流行的学科结构里。 在历史、语言、政治和经济的研究中，由于西欧一直以来都是主要的组成部分，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新兴区域研究的样本。 不过，学科专家对于对象地区语言和传统的熟悉程度总体上不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通人。

然而，美国地区研究的整体面貌伴随着规模空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 由于美国及盟国的胜利，美国崛起为世界头号强国，其社会科学也出现了空前的大发展，由社会科学带动的地区国别研究出现了一片繁荣景象。 在这一背景下，一个大趋势是由传统的人文路径转向了更多的社会科学路径。 就对华研究而言，出现了对传统汉学过于注重文字学、忽略与社会和历史相关的重大学术问题的责问。本来汉学研究的传统很强，比如在哈佛大学，远东系（1972年改称东亚系）有中国历史学者杨联陞和蒙古学鼻祖柯立夫，他们走的就是十分典型的汉学路子，重在诠释中国古典文献和继承汉学传统，而历史系的费正清则是研究清末和近现代中国，且十分关心现实。 这二者间当然并无高下优劣之分，只是研究领域和取向不同。 不过，费正清认为，发展区域和对华研究以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取代传统汉学才是研究中国的真正有效路径。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后期，美国本土的中国学基本成形，早年传入美国的中国传统训诂学、考据学和欧洲汉学之风逐渐在学界消隐。

即如哈佛大学，置身于历史系的费正清以他研究中国外埠、海关资料的学术成果和出色的社会活动能力、阅历以及把中国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眼光，富有成效地推动了哈佛大学以及美国学界的中国研究，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他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于1955年创立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在人才培养方面，费正清和埃德温·赖肖尔多年为哈佛大学本科生合授东亚通史课（其著名的昵称是“Ｒｉｃｅ Ｐａｄｄｉｅｓ”即稻田课），目的在于能让更多的美国年青一代了解东亚，增进对亚洲社会和文化的了解，培养其对东亚的兴趣。早在20世纪50年代，这门东亚通史入门课就吸引了数百学生，而柯立夫和杨联陞的课程只有少数有志于深研中国历史语言和边疆史的研究生来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地区研究发挥了比以往更大的咨政作用。 例如，1958年春，美国参议院决定“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一次充分和全面的研究”，并授权该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成立一个执行委员会，组织开展并准备提交一系列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报告，还授权外交事务委员会“得利用私人组织、学校、研究所及个人的经验、知识和建议”。 据此，外交事务委员会确定步骤，计划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一次广泛而深入的检查，于1959年8月至1960年3月陆续发表了13个报告。作为这项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外交事务委员会又授权该委员会的美洲国家事务小组委员会，专门就美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提出一批研究报告，“对美国与其他美洲国家的关系，彻底而非党派地进行一次批判性和建设性的探讨”，为此委托一批公立或私立机构根据合同开展工作并提交研究报告。作为这项工作的成果，一共产生了7份研究报告，于1959年11月至1960年 2月陆续发表，分别为由新墨西哥大学泛美事务学院提交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丁美洲的政治发展》、国际经济顾问协会提交的《拉丁美洲商品问题》、西北大学提交的《美洲国家组织》、芝加哥大学经济发展与文化变革研究中心提交的《美国在拉丁美洲的企业和劳工》、全国计划协会提交的《影响彼此经济关系的美国和拉丁美洲政策》、俄勒冈大学国际研究和海外行政研究所提交的《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问题》以及经济与工业研究社提交的《苏联集团在拉丁美洲的活动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意义》。 所有这些报告都是就某一特定地理区域或特定区域的某一方面进行专门研究，从而较好地利用和发挥了本国相关研究机构或咨询组织的专长，是颇有代表性的地区研究及咨政产品。

三　地区研究的兴盛

由于美苏冷战的需要，美国联邦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和资助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地区研究，并在很多时候与私人基金会相结合。 为了深入了解对手苏联，1948年，卡内基基金会、中央情报局与哈佛大学合作成立了俄国研究中心，该机构关于苏联社会体系的研究在正式发表前要被送交联邦政府参考。在前中央情报局助理局长、经济学家麦克斯·米利肯的指导下，麻省理工学院于 1952年成立了国际研究中心，其经费来自福特基金会和中央情报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