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地区专家以为有必要寻求学科内的可接受性以及驱除与研究遥远文明相联系的传统人文和语言路径。 比如，中国研究者与古典的汉学切割，从组织上说是在 １９４８ 年完成的。 那一年，关注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建立了远东学会，后来加上研究南亚和东南亚的学者，演变为亚洲研究学会。 这一新组织的建立，部分原因是出于对已建立多年的美国东方学会的不满，它强调的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和哲学以及古典汉学传统。 １９６６ 年，中东研究学会成立，也是从美国东方学会脱离出来的，因为对当代事务和方法更感兴趣的中东地区研究者感到需要一个更为亲近社会科学的专业身份。 非洲研究学会则建立于 １９５６ 年，旨在促进社会科学各学科中非洲问题学者之间的联系沟通。

地区国别研究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比较研究，两者常常是一体两面。 国别研究是比较研究的基础，比较研究可以促进国别研究。 这里不妨以比较政治为例。

１９５３ 年 １２ 月，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建立了比较政治学委员会，知名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和鲁恂·派伊先后任委员会主席。 委员会规定其最初的研究计划是，选择西方和非西方地区的具体政治体进行研究，并为这一相对有限的目标而确保福特基金会对 １８ 个研究项目的资助。 比较政治学委员会设立的研究课题反映了它强调的重点。 委员会聘请社会学家什缪尔·艾森斯塔德对历史上的政治体系进行比较研究，此外还设立了一系列专题，如“知识分子和政治发展”“日本的政治现代化”和“民族主义与政治发展”等。 比较政治学委员会还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达成协议，由后者出版该委员会的研究成果，总题为“政治发展研究”。１９６３—１９７８ 年，该系列共出版了 ９ 部论著，最后一部《欧洲和美国政治发展的危机》由雷蒙·格鲁主编，于 １９７８ 年出版，该著邀集多位历史学家分别对英国、比利时、美国、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意大利等国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探讨了政治发展的危机和顺序问题。

在阿尔蒙德和派伊主持下，又由波士顿的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出版“比较政治丛书”。 该丛书分为“国别研究”和“分析性研究”两个系列，国别系列出版了《苏联政治》《中东政治》《法国政治》《日本政治》《英国政治》《中国政治》，分析性系列则出版了《公民文化：五国政治态度和民主》《公民文化重探》《政治社会化》《比较立法机构》和《理解政治发展》等，阿尔蒙德和小Ｇ．宾厄姆·鲍威尔二人合著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也是其中一部。 丛书中有多部后来都成为政治学领域中的名著。对“政治发展”的研究兴趣进一步增强了地区国别专家的专业自尊。 首先是因为非西方世界一时吸引了多数社会科学学科中首屈一指的理论家们的注意；后来则是因为对“新国家”迅速取得发展的幻想破灭之余，对亚非深层政治特征为何抑制了对西方发展的学习这一问题，地区国别专家提供了最令人信服的解释。 因此，当政治学学科不断扩展时，地区国别专家们发现，自己在本学科内也受到了重视，而不是处在边缘位置。 这一过程最终改变和提高了他们在学科专业领域内的地位。

因此，地区国别专家和学科专家的关系在政治发展理论方面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 起初是地区国别专家试图从学科内获取各种技能和概念。 在这一阶段，不断增多的地区国别专家在自己的研究中开始结合高深的理论、复杂的方法以及关于文化的知识。 而这终结了一种观点，即在地位高的一般理论家和地位低的材料收集者之间应该存在分工。 当地区国别专家获得了作为社会科学家的信心时，他们转变了自己的方针，开始越来越多地质疑从本学科内尤其是从对西方国家自身的研究中发展出来的概念的普遍适用性。

四　制度化

地区研究蓬勃发展多年后的 １９９８ 年，美国国会为《高等教育法案》第六项立法重新授权，清楚地确认了如下现实：第一，美国在一个复杂的全球化时代的安全、稳定和经济活力有赖于在世界各地区、外国语和国际事务领域具有坚强研究基础的专门人才和有知识的公众。 第二，通信技术的进步和地区或全球难题的出现使得关于其他国家的知识和运用其他语言进行沟通的能力更加不可或缺。 第三，世界地缘政治和经济在冷战后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在非通用外国语言更大的多样性和有关世界各国的专门知识方面，美国出现了更大的需求。

震惊世界的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上述这些判断又得到了增强，人们再次强调国际专门知识对于国家和个人安全以及国际相互理解的重要性。 在这一震撼性事件发生后，美国国会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第一次大大增加了对《高等教育法案》第六项下各措施及富布赖特项目的资金支持，提升了联邦政府的资助力度，但以美元实际价值衡量，仍然低于 ４０ 年前。 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区域国别研究在美国大学中已经制度化，其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组织上的稳定化。 以截至 ２０１８ 年的哈佛大学为例，具体情况参见表 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