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地区国别机构的建立和运作表明，制度化的哈佛大学地区国别研究基本覆盖了全世界，只有东南亚地区付诸阙如，没有建立专门的研究中心。 这些地区国别中心或研究所一般都把本校各相关院系中从事本地区国别的教职人员联系或整合起来，从不同专业角度研究同一地区国别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对外关系。 总的来说，地区国别研究的地位在美国的学术体制中已经牢固地确立了。

当然，这一研究现状也面临挑战。 冷战的终结对美国联邦政府所支持的地区研究在战略上提出了新要求。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美国赢得冷战“胜利”，世界为之大变，对世界各地区进行的研究在排序上的重要性也不能不为之发生变化。 比如，苏俄研究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中国研究的重要性显著上升便是一例。

美国地区研究也受到其国内政治的影响。 由于美国的两党政治，国会掌握拨款权，对依靠联邦政府拨款的机构而言，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政治影响。 如国家科学基金会（ＮＳＦ），其对中东研究的资助就受到亲以色列国会议员的抨击，以至于需要不时为继续争取资助中东研究而为自身辩护。实际上，中东研究的议题远远超越了以色列—巴勒斯坦或以色列—阿拉伯冲突的范畴，出于亲以色列立场而对中东研究进行的政治抨击很难令人信服。

地区研究还受到变动的学术潮流的影响。 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科学中模型建构和理性选择大行其道，自以为对所有问题都适用，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 如果确实如此的话，那么地区国别研究就没有必要了，因为都按照理性选择和数学模型来运用甚至套用就可以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无限丰富多样的各国历史、社会、文化以及政治、经济并非模型、公式所能很好掌握的。 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 因而，经由地区国别研究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世界就是无论如何不可忽视的了。 这是对其他地区及其人民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观念、性情和走势等的系统性的知识生产，只要有与其交往的需要，区域国别研究就是不可或缺的。

具体而言，地区国别研究的必要性在于四个方面：第一，需要弥补事实性知识的显著空缺，而这种空缺又主要是出现在特定地理区域，这就要求建立起地区研究项目，开展地区国别研究。 第二，作为学科间携手合作的成规或规矩，需要开展地区国别研究。学术领域通过学科类别把世界切割开来，因而地理区域提供了一个明显的结合点，即所有的地区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体系，需要把不同的学科部门结合起来开展研究。 第三，由于不同的地理区域提出了各自不同的难题，或在世界上的不同地区出现了具有特定重点和紧迫性的不同问题，因而要求进行地区国别研究。 第四，由于不同地区的各个社会和政治实体构成了不同的类型，因而需要建立地区项目，原因在于个案间的共同点比其他地理区域要多。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至 ２１ 世纪初，福特基金会因感于世界的变化和日益相互联通，发起并设立了“跨越边界———重振地区研究” 项目，各方反应十分踊跃，第一阶段（１９９７—１９９８ 年）共收到 ２００ 多项申请，但只有 ３０ 项能得到资助。 然后，第一阶段入围的各家又受邀申请第二阶段（１９９９—２００２ 年）资助，最终有 １８ 项竞争成功。 受资助方包括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杜克大学、威斯康星大学、耶鲁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等。 福特基金会方面支持了多种类型的研究课题，有些项目（比如杜克大学的“连接的海洋”）探索了新的概念框架，另有一些（如密歇根大学的“本地、翻译和专门知识”）力图激励校内的跨学科和跨地区联合研究。 夏威夷大学的“流变中的文化”则侧重地区研究的教学法。

九一一恐怖袭击后，涉及阿富汗和一些中东国家的非通用语言引起重视，对相应的地区研究项目的投入得到维持甚至增加。 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使得对该地各方面专家的需求明显增长，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刺激了联邦政府对外国语言和地区研究及训练的资金投入。

地区研究还关涉社会科学的追求。 譬如，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上对中国的兴趣居高不下，各方面都需要翔实、宏观、专门的分析。 这样的需求不仅庞大，而且正在不断增长。如果学者不能满足对有关中国的知识的渴求，而是拘泥于越来越专门的学科内部争论，那么就会滥竽充数，不求甚解。 无论如何，区域国别研究对于认识世界是断不可缺少的。

中国研究作为单一个案，从方法论的角度也许无法建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 然而，由于中国的体量和发展的表现，关于它的研究如果有与主流理论的论断或预测相反，或者不同，就会具有揭示主流理论局限性、迫使主流理论进行自我修正的重要意义。 不与主流理论对话，中国研究可能无法充分展现其意义，而只会用所谓主流理论硬套中国现实的“研究”则会成为深受某种教育“毒害”的牺牲品。

这便再次触及区域国别研究的境界。 过往的社会科学实践表明，区域国别研究做得好，有可能进入“蓦然回首”而有所顿悟的境界。 一些地区国别研究学者，比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詹姆斯·斯科特和克利福德·格尔茨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中，安德森在求学时期，由美国印度尼西亚研究的先驱乔治·卡欣导引，获得了东南亚民族主义政治方面的启蒙，第一本印尼文—英文辞典的编纂者、语言学家约翰·艾可斯为他开启了印尼文学之门，而印尼语言文化学者克莱尔·荷特则带领他认识了独立前的印尼、爪哇文化以及荷兰的殖民研究。若干年后，安德森又将眼光转到另一个东南亚国家———泰国。 泰国这个未经殖民的君主立宪国几乎在每一方面都和经过殖民才独立的共和制国家印尼形成强烈的对比。 这使安德森开始做比较思考，他觉得有必要发展一个架构来理解个案之间的异同。 在他看来，东南亚“这个区域以某种方式提供了绝佳的建构比较理论的机会，因为它包含了先前曾被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强权（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和美国）殖民过的地区以及从未被殖民过的泰国”。探究“民族”这种特殊的政治想象（认知）成为可能的条件与历史过程的结果，便是 １９８３ 年发表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书，其日后成为研究东南亚这个区域进而研究民族主义问题的一部名著。 此著之所以能经久不衰，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在民族主义方面建立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

作为人类学家的格尔茨，其所开展的田野调查主要在印尼和摩洛哥进行。 在印尼的田野调查分别于 １９５２—１９５４ 年、１９５７—１９５８ 年和 １９７１ 年进行，在摩洛哥则是分别于 １９６４ 年、１９６５—１９６６ 年、１９６８—１９６９ 年和 １９７２ 年进行。他的文化理论是在区域田野调查基础上提出的，即文化是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所谓文化分析，是（或者应该是）对意义的推测，估价这些推测，而后从较好的推测之中得出解释性结论。 典型的人类学家的方法是从以极其扩展的方式摸透极端细小的事情这样一种角度出发，最后达到更为广泛的解释和更为抽象的分析。 格尔茨和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面临同样宏大的实在：权力、变革、信仰、压迫、劳动、激情、权威、优美、暴力、爱情和名望。而人类学家是从区域的细部出发，经由对细部的深入考察，再通过比较而升华出更具一般意义的理论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