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斯普特尼克”的成功发射开启了人类的太空时代，也成为苏联的一大胜利，凸显了它的军事实力和技术能力。 在卫星的助力下，苏联将有可能收集到未来科技和军事技术发展所需要的重要数据，也有可能对地球表面进行照相侦察。 苏联成功发射首颗人造地球卫星，在美国引起了震动，给美国敲响了警钟。1958年4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向美国国会提议设立非军用太空机构。 几个月后，国会决定设立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ＮＡＳＡ）。 有关科学、民用技术和教育的冷战竞争自此全面展开。

这时的全球地缘政治气候已清楚地表明需要更多熟稔国际事务的专家，尤其是掌握非通用语言、外国小语种的专才，但实际情形是相关人才十分短缺。 这一情形促使美国联邦政府根据1958年《国防教育法》（ＮＤＥＡ）第六项进一步从资金上支持外国语言和地区研究项目。

《国防教育法》旨在培养足够质量和数量的专才，以满足美国国家安全的需要。在该法案通过之前，世界 ３／４ 以上人口使用的语言难得有几种在美国得到讲授和学习，也没有足够数量的学者运用这些语言开展研究或传道授业。 比如，1958年在美国学习印地语的学生只有23人。

为更好地满足国内对国际性专家的需求，美国《国防教育法》最初资助了19个专门从事地区和国际研究的中心，当时称为语言和地区中心，后来改称“国家资源中心（ＮＲＣ）”。 除了国家资源中心外，《国防教育法》还设立了三个项目，即现代外国语言奖学金项目（后来演变为外国语言和地区研究奖学金项目）、国际研究项目以及语言培训班。 这些项目共同构成了一种全面的外国语言和世界各地区教育路径，以帮助国家应对当前及未来的全球挑战。 语言和地区中心旨在扩展高等教育中的非通用语言和相关科目的教学。 现代外国语言奖助金帮助高年级学生掌握非通用语言。 地区研究支持语言学习方法的高级教育，创制通用语言和非通用语言的专门教学材料。 语言培训班则是在新教学材料和方法的运用方面为中小学教师提供高级语言训练和指导。

《国防教育法》是美国致力于关注世界各个地区的先声和重大举措———首先是更多地学习掌握非通用外国语，然后深度地学习掌握各国的历史、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

支持地区研究专家的培养是政府主要资助项目的方向。 《国防教育法》尤其是其第六项向地区研究计划、语言训练、国际关系研究机构投入大量的联邦政府资金。 这个第六项后来演变为1965年《高等教育法案》第六项，它是美国联邦政府加强美国的外国语、地区国别和国际研究教育的一项重大措施。 该项授权在美国国内建立十大项目，即国家资源中心；外国语言和地区研究奖助金；大学本科国际研究和外国语项目；国际研究和学习项目；商务和国际教育计划；强化型暑期学校；国际商务教育中心；语言资源中心；外国期刊项目（定为 30年，到1995年终止）；美国海外研究中心。 其中75％以上的资金投入国家资源中心、外国语言和地区研究奖助金以及国际商务教育中心的建设。

美国联邦政府对于地区研究的支持最高时超过了每年600万美元。 《高等教育法案》第六项奖助金每年支持约2300名学生，涉及金额几达700万美元。 至 1971年，全美有63所大学设立了106个地区和语言中心，提供近100种语言的教学。 在这些地区国别中心里，24个研究亚洲，24个研究苏联和东欧，16个研究南亚和东南亚，16个研究拉美，13个研究非洲，12个研究近东和中东，1个研究西北欧。 在此过程中，属于私人部门的各基金会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50年，福特基金会设立了著名的外国区域奖学金计划（ＦＡＦＰ）。 从 1951年到1972年，该计划共资助了大约2050名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生在世界各地接受教育和从事研究。 １９５１—１９６６ 年，福特基金会共投入 ２．７ 亿美元，用于区域研究的培训、研究和相关项目。 １９７２ 年，福特基金会与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ＳＳＲＣ）和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ＡＣＬＳ）共同成立了跨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的区域研究委员会。 在此后的 ３０年里，主要依靠福特基金会的不断资助，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学术团体联合会提供了近 ３０００ 项区域研究奖学金，为这方面的研讨班、会议和出版提供了数百万美元，并利用其他基金会的资助对 ２８００ 名从事区域研究的博士后提供了奖助金。 同期，福特基金会为大约 １５ 所美国重要研究型大学提供了 １．２ 亿美元，用于建立跨学科的区域研究中心。 就多学科的区域研究在美国高等教育中制度化并成为其核心内容的过程看，福特基金会是最重要的推动力和外部资助来源。

其他私人基金会也对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区域研究项目予以资助，一些基金会还吸引大批学者开展定期的国际研究。 显然，对冷战的关注和美国精英人士认为美国在２０ 世纪下半叶应该大大加强其国际作用的想法，是 ２０ 世纪 ４０—５０ 年代美国区域研究得以确立并获得资助的主要推动力。 美国国会、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政府部门也常常试图发挥研究界的专长并确定一些研究项目。

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美国各大学约有 ６００ 个自称是地区研究的项目，研究阵容从几人到几百不等。 研究人数最多、质量最高的 ８０ 个项目每年都会接受政府资助。１９５９—１９８１ 年，这些政府资助项目造就了约 ８．８ 万学生，他们都被授予语言和地区研究专业的学位。

对“新国家”开展的区域国别研究反过来又促进了传统强项即对欧洲的研究。 过去多年间，美国的比较政治学意味着对欧洲大国的研究，国际关系的教学注重欧洲，外国语的学习意味着法语、德语或西班牙语。 由于所有知书达礼人士的共同基础是关于欧洲及其传统的知识，因而也就不需要关于欧洲的专门地区项目了。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教授欧洲相关科目者并不觉得需要建立专门的项目，只有研究不够的区域才需要。

然而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一些欧洲问题专家明显感到，在对优秀学生和研究资金的竞争中，西欧研究正在输给其他组织得更好的地区领域。 此前，当各大基金会和联邦政府为较陌生的区域建立地区研究项目而提供广泛资金支持时，西欧研究相对遭到忽视，在这一领域得到培养的年青一代数量不多，一些人因而产生了危机感。 作为对这一状况的反应，８ 所知名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和耶鲁大学）联合起来建立了一个组织，即欧洲研究理事会。 福特基金会也认为需要为西欧研究提供更大的支持，在这方面设立更多的奖助金和研究资助。 其后，这一理事会扩大到包括近 ３０ 所大学。于是，西欧或欧洲研究亦受到同等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