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又继之以“985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建设。 设立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基地的意图，是在“985工程”一期、“211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重大攻关项目的基础上，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创新能力进行进一步整合、凝练和提升，目的是以“新型科研组织形式”实现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资源优化配置、汇集优秀拔尖人才、形成创新团队、体现学科交叉特征。 在实践中，超过一半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为后来启动“985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平台的核心和支撑。

如果说第三波发展第一阶段的特点是有重点地扶植若干在某一方面基础较好的大学进行地区国别研究建设的话，那么第二阶段发展的特点就是范围上的“全覆盖”了，即在对象上覆盖全世界所有的地区国别。2011年，教育部推出“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项目，并于2015年印发了《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 在教育部于2012年设立的12个国别研究培育基地的带动下，中国多所大学都加大了对区域和国别研究的重视程度，并制定了相应的措施。2017年年初教育部又下发有关通知，称国别与区域研究对于服务国家和外交大局、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截至2018年6月，获得教育部批准立项建设的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共37个，其中区域研究基地23个，国别研究基地14个。 最终目标是全面覆盖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

此时，中国的国力已连续登上新台阶，海外利益不断扩展至全世界。 随着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中国已成长为世界贸易大国。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2013—2015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额占全球的比重由10.3％提高到13.7％，进口额比重由9.1％提高到10.1％；服务贸易出口额的比重由3.9％提高到5.9％，进口额的比重4.8％提高到9.9％。 对外投资也增长迅速，200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仅为9亿美元，占全球比重还不足百分之零点一，2010年占比提高到4.9％，2015年则进一步升至8.7％。 中国公民进出国境的人次连年攀升。 在此形势下，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状况，至少可分为三种情况：（１）中国游客在国外旅行过程中遇险，中国工人或工程师在国外遇险或遇害；（２）当事国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国内动乱或战乱，需要紧急撤离在该国的中国公民；（３）中国对外投资遭遇重大挫折，从而凸显了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如国际制裁涉及对伊朗投资、缅甸密松电站项目突遭中止、利比亚动乱、委内瑞拉铁路项目半途而废导致资金难以收回等）。 所有这些无不前所未有地要求中国相关方面必须掌握和熟悉各国的政治经济及其他方面情况，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正是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和要实现的目标。 随着巨大需求的出现和中国融入世界的加深，区域国别研究正展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

二　从战前到战后

就21世纪中国区域国别研究而言，可与之进行比较的合适对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区域国别研究。 这一历程值得我们进行仔细的考察分析。

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最初大多是由传教士进行的。 传教士们无不怀抱理想，为传播基督的“福音”而来到前人罕至的国家或处所。 他们长时间地在某一国家生活传教，因而也掌握了该国的语言，较深入地了解了该国的社会、文化、民族性格等。 他们对相关国家的撰述成为相当一个时期区域研究的代表性作品。

以美国传教士所进行的对华研究为例。19世纪上半叶，一名美国传教士兼印刷商威尔斯·威廉姆斯撰写了一本全面介绍中国的被认为非常有参考价值的书———《中国———中华帝国及臣民的地理、政治、教育、社会生活和宗教》，全书分上下两卷于1848年出版。1883年又出版了增订本，副标题改为“中华帝国及臣民的地理、政治、文学、社会生活、艺术和历史”。 这部广为流传的著作是对华区域研究的开山之作，它强调必须把一种不同的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从各个角度展开研究。 在描绘中国时，语言、历史、社会和文化不能相分隔。 这种综合研究后被称为汉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已崛起为世界大国。 出席巴黎和会的美国代表团已经包括了一些学术专家，他们勤勉工作，为美国代表团准备背景材料。 然而，这些学有专长的人士是从很有限的储备中选出的。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虽已是一个大国，却仍无意“过多”地介入世界事务，国会参议院否决了美国加入国际联盟的重大动议，孤立主义仍然盛行。 这一时期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开展的研究大致上局限于欧洲研究，掌握并能运用其他地区的语言如汉语、日语、阿拉伯语、突厥语的学者人数很少，且大多出自海外的传教或教育机构，而非出自美国本土的各所大学。 非洲、南亚和东南亚等诸地区既非美国在政治上的兴趣所在，也非其学术关注的对象。 即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提供西欧以外地区的研究生教育或训练也都颇为少见。

这一时期少有的一个亮点是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创立及其活动。 实际上，太平洋关系学会是全美第一个正式的地区研究组织。 该组织于1925年由一批工商界人士、教育工作者和基督教青年会（ＹＭＣＡ）的门徒在夏威夷建立，旨在研究太平洋各国人民的状况，采用的方法是基督教青年会聚集不同种族共同体的领导人士以坦诚讨论各种有差异的观念。 为支撑秘书处的工作，学会先后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和日本成立了多个国别理事会，它们一年召开两次研讨会，其中美国理事会发挥了主导作用。1930年，太平洋关系学会秘书处迁往纽约。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欧文·拉铁摩尔成为学会刊物《亚洲事务》的主编。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平洋关系学会逐步成长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研究亚洲的最主要的组织。

在这一阶段，美国地区国别研究的特点是由通人或“老手”主导。 他们大都以个人身份出现，通常在某个地区或国家生活过多年，因而颇具专长，有不少是作为传教士、外交官、教育工作者、商人、记者或考古学家的子女在当地出生长大，掌握了所在地区或国家的语言。 此外，他们一般具有关于当地历史和传统价值观的强烈意识，一定程度上也熟悉其宗教和文学遗产。 他们对各地语言和传统的掌握程度常常是今人难以企及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历史的分水岭，也是美国地区研究的分水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