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结论

区域国别研究在美国的兴盛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美国崛起为世界超级大国直接相关。 在这一发展驱动下，对地区研究的需求极为巨大，加以资金充沛，学界积极投入，地区研究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 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和沉淀，地区研究制度化为美国各大学（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有关智库）内的体制性架构。 ２１ 世纪头 ２０ 年的中国同样出现了崛起为全球性大国的发展，其情形与战后美国有可资比较之处，在中国也出现了区域国别研究大发展的机遇，对区域国别专门知识和专才的需求十分巨大，资金供给亦相当充沛。 像战后美国联邦政府一样，中国政府也给予了区域国别研究以极大的重视和支持。 不同的是，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尚缺乏来自私立基金会的重大支持，正如美国的福特基金会之于美国的地区研究那样。 这说明中国的民营部门尚不发达，对区域国别研究尚难产生重大推动作用。

区域国别研究的意义还在于有可能从中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观点或学说，格尔茨的文化理论和安德森的民族主义理论等均为显例。 基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丰富性，尤其是中国过往 ４０ 年的发展经验，在对于中国的研究中同样孕育着产生具有普遍意义理论学说的可能性。

由相关方面的情形可以推知，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繁盛将会在 ２１ 世纪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所存在的问题是区域国别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社会科学学科性研究相脱离的，这需要很好地加以解决。 在中国各大学中，区域国别中心大多置于国际关系／ 外交事务学院内，侧重政治外交而欠缺其他社会科学视角，这可能不利于区域国别研究的推进。 未来若能把区域国别研究与社会科学学科性、理论性问题有机地、建设性地进行结合，将会使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展现出新的前景。

（本文来自《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一期，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转载仅用于学术研究与人文交流，若有异议请及时告知，以便做适当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