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是如何在坚定自己制度文明标准的前提下，将自身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成就予以学理化。古今中外的大国发展历史表明，一个没有自己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大国，一个没有把握住自己政治体系、政治实践解释权的大国，其在政治精神上也不会是独立的。这也是当下讲制度自信对学界提出的理论任务。

制度体系是任何一种政治文明最突出的表现形式。日益成熟定型的中国制度体系成为当今世界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中国制度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是人类政治文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从学理上对中国制度体系背后的精神、原理、安排、绩效的阐述还有待学界努力。本文扼要概述中国制度背后包含的一些精神和原理，以期学界能进一步围绕中国制度体系的精神、原理、安排、绩效进行探讨，向国内外积极普及中国政治文明成就，共同推动中国政治学理论、学科、学术体系的发展。

公与私

任何好的制度，背后都有一种精神力量在支撑，从而使其常活常青常新。中国制度体系的特点既要放在自己的历史和国情中看，也要放在国际比较视野下看，它和西方制度体系最大的区别在于立制建章背后之精神的不同。简单讲，西方制度立制的精神是“私”，中国制度立制的精神是“公”。古人说：“一私则万事闲，一公则万事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公”，这一点与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是相通的，也是中国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文化基础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的思想养料。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公”是最常用的一个字。例如，共产党人经常讲“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另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安排的核心和主体也是“公”。正因为“公”代表着中国制度体系的一大精神，我们观察中国制度，无论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还是一般制度、具体制度，均可发现其背后伟大的“公”的意蕴。反观西方制度，其背后精神是“天下为私”。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话语体系也好，中国制度体系也好，反复强调要按照公心、公道、公正，这些都是“公”的思想的发挥。我们阅读中西政治经济法律著作，可以明显地看到背后“公”“私”的分野。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著作的主导精神是“公”，是按照“天下为公”精神来展开的。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著作主导精神是“私”，基本是按照“天下为私”精神下来的。这种两分法有点绝对，但基本不偏。进而言之，人类政治文明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按照“天下为私”的逻辑走下去，怕是个绝境。

合与分

中国制度精神的第二个层面体现在“合”与“分”的关系中。简单讲，“合”的精神贯穿在我们制度体系安排中，就是制度体系建立在“合而治之”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分而治之”基础上。

中国制度体系安排遵循的是“合而治之”的精神。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突出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强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把团结摆在首要位置，社会基层治理重视协商，乃至党政关系中讲的是分工而不是分开，等等。进一步来说，在“合而治之”的制度体系中，制度设计不是建立在制衡原理上，而是建立在监督、协商原理上。在西方政治学理论中，制衡被抬到很高的位置；但是在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体系中，监督体系建设理应被放在比制衡更重要的位置。如果按照制衡原理来思考甚至设计我们的制度，那就必然和我们制度大的精神相冲突。在这个问题上，国际政治学界好将制衡视为制度体系安排的唯一原理，实际上是值得反思的。

中国政治模式以“合而治之”原理解决了“分而治之”制度体系的弊端，这是我们在国际比较中讲制度自信的一个理由。“合而治之”是我们制度体系在国际比较中的比较优势，也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方向。一国三公，则权柄分而不一。道旁筑舍，议论多而难成。考察西方特色的制度体系，其精神大致是“分而治之”。在“分而治之”的制度体系中，政党制度、政行关系、政法关系均以分立甚至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所以强调“分”，同其制度精神的“私”又是一脉相承的。在“分而治之”的制度体系中，制衡比监督更重要。制衡走到极端，即是掣肘和对抗。政治沦落为部分反对部分、一届反对一届的相互否决状态，就很难为国为民谋长久之利。这违背了政治为公的常识。观察世界上不少国家的治理现状，在引入“分而治之”的制度体系后，深受其苦，由此导致政治分裂、政党对立、社会对抗、民族分离的可谓司空见惯。

内与外

在各国互联互通和相互依存的时代，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之间的相互传导性，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政治系统的运行空间。为此，构建一个内外政治合作共生取向而不是对抗取向的制度体系，成为政治学和外交理论思考的一个问题。

近代西方政治理论大致构建了一个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或者内外关系冲突的制度模式，这种制度模式的缺陷表现为内部政治频繁否决国际合作协议，“分而治之”的制度体系又增加了对外行为上的不确定性，导致国际合作举步维艰，全球治理寸步难行。这显然不是能够适应各国责任、利益、命运高度关联状态下的制度体系。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互联互动的增强，需要各国尤其是大国，能够确保国内制度体系与国际合作处于合作协商而不是排他否决状态。

中国制度体系形成了一个较为高效的内外关系合作模式，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处于一种合作协商状态下，避免了多党制、利益集团政治下容易出现的对国际合作协议轻率否决的现象。换句话说，外人同中国打交道的确定性和一致性强；反之，外人同多党制国家打交道的外交成本高，不确定性更强。中国制度体系在内外关系上的处理办法，实际上可以为世界政治学界思考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关系提供新的借鉴价值。

制度与人

将制度体系的稳定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结合在一起，是理解中国制度精神和原理的一个关键。一些西方特色的政治学理论虽然重视制度，但有的时候发展到制度决定论，只见制度不见人，陷入机械主义制度论的认识陷阱中。人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观点是，某某国家的制度很好，庸才当总统也能够把国家治理好；但是他敢不敢反问，如果连续出现两三个庸才总统，如果制度体系中的人懈怠了，国家治理究竟会是什么样？在比较中西政治学理论体系时，我们会发现在西方特色政治学教科书中，是没有党建理论的。但是在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中，党建则是核心内容之一。这两套理论体系内容的差异，实际上反映了对制度与人关系的认识不同。

有一个寓言故事，是说一艘木船，每年都要换掉一些旧船板，那么等全部船板都换完以后，这艘船还是不是原来的木船？显然，如果将木船比喻为制度，将船板比喻为制度中的人，如果不断换上的是理想信念不一样的人，这艘船最后就不是原来的船；但是不断换上的是理想信念一样的人，这艘船哪怕木板全换掉了，最后还是原来那艘船。这个寓言故事对于理解制度和人的关系，不乏启发意义.

一个国家的根本和基本制度奠定以后，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在坚持根本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调动，发挥制度最理想的效果。我国的党政军机构中，不少机构都是和人的建设有关；我们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中，党建占据重要的位置；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政治学习、民主生活会、干部理论培训、理想信念教育，其着力点都是制度体系中的人。

将制度的稳定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是中国政治学理论重要内涵之一。实际上，世界各国在政治发展中，都应该重视制度和人的关系。有的国家在其政治发展中，忽视了人的因素，以为移植外来制度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好了，有的国家拥有一套自身制度体系，但是忽视了制度体系中人的教育，其制度体系最后也走向了僵化和衰落，这些都是政治学研究需要重视的教训。

制度体系与中国政治学新任务

中国制度体系的定型和完善，反映了新中国为人类政治文明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也把中国政治学理论在世界上推到一个新的研究高度，这是我们制度自信的理由之一。政治为公、“合而治之”、内外协商、制度与人关系等，只是概括中国制度精神、原理、安排、绩效的几个概念。其实我们讲自己的制度体系定型以后，对从事国际政治和中国政治研究的人提出了一个具有前瞻性和历史性的大课题，也就是在制度体系建设上不存在接轨的问题，关键是如何在坚定自己制度文明标准的前提下，将自身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成就予以学理化。古今中外的大国发展历史表明，一个没有自己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大国，一个没有把握住自己政治体系、政治实践解释权的大国，其在政治精神上也不会是独立的。这也是当下讲制度自信对学界提出的理论任务。

学界除了致力于完成中国制度体系的标识性概念提炼和理论体系的构建，还要做好中国制度体系知识的国内外普及工作。从国际比较来看，利用一些西方特色的政治学概念难以解释中国政治和制度体系，甚至还有很大的误导性。例如，在对外讲中国制度道理时，外人很容易对“合而治之”的制度体系安排留下深刻印象；反之，外人如果按照“分而治之”来理解中国制度体系，则往往不得其解。政治学界因此有责任把中国政治发展、治国理政和制度体系提炼出成体系的标识性概念，对国内外政界、学界、企业界、社会民众进行中国政治知识普及工作，增强社会对我们制度体系的认同，增加外人对我们制度体系的理解，为中国的大国成长积聚政治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