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不是历史的延续，历史提供给我们的，更多的是经验。未来需要靠我们去开创，需要在一系列战略理论、具体政策等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

现在国家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一带一路”全称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管是陆上经济带还是海上，都有“丝绸之路”这个概念。那么，今天讲的“一带一路”跟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关于丝绸之路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它不是一条路，而是一个道路系统，是由不同路线所组成的一个基本走向。一般是指古代从中国中原地区出发，经过甘肃的河西走廊，到达今天的甘肃西部，也就是敦煌这一带，然后分成三条主要道路：一条称为北道或北线，从今天的敦煌经过哈密、乌鲁木齐、伊犁、阿拉木图、托克马克、塔什干，最后到达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第二条为中线或中道，从敦煌经过吐鲁番、焉耆、库车、阿克苏和喀什，然后翻过天山经过浩罕，也到达撒马尔罕；第三条为南线或南道，从敦煌沿着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的南面，经过若羌、且末、于阗、和田、莎车到达喀什，然后与中道会合，到达撒马尔罕。当然，撒马尔罕不是终点，继续往西，就进入西亚、欧洲和非洲。
丝绸之路是什么时候形成的？由谁开辟的？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具体的开辟者了，只能说是早期的人类共同开辟的。上世纪60年代，在河南安阳发现了一个古墓葬，考古证实墓主人是商王王后妇好。墓里出土的玉器经鉴定其用料都是和田青玉，这就说明至少在3200年以前，就已经存在从新疆昆仑山北面通到今天河南的成熟稳定的道路了。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第一次把这条路命名为“丝绸之路”。他提出，在公元前2世纪开始，就存在着这样一条从中国古都经过中亚到达撒马尔罕的贸易路线。他认为这条路上主要的物流是丝绸，所以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到了今天，“丝绸之路”已经成为中国与外界联系的交通路线的代名词。理解了这一历史地理背景，就能讨论今天的“一带一路”与它究竟是什么关系了。
第一，今天的“一带一路”并不是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再现或重建，而是前无古人的一项创举。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历史上开通和维护丝绸之路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外界，而不是中国。史料记载，公元前2世纪张骞通西域，李希霍芬据此认为丝绸之路开始于公元前2世纪。但是，张骞通西域不是为了经济贸易，也不是文化交流，而是出于军事和政治的目的。当时汉武帝了解到有一个种族叫月氏，原来在今天的祁连山一带，后来被匈奴打败被迫迁到了大夏（今天的阿富汗），于是派张骞为特使出使大夏，想说服他们与汉朝一起夹攻，将匈奴彻底打败。但张骞历经磨难十年后终于到达大夏，却无法说服大夏国王，用司马迁的说法就是“不得要领”，只好回来。

等到张骞回来，汉朝已经打败了匈奴，并且控制了河西走廊，汉武帝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这次出使没有什么军事目的，变成了政治目的，向西域宣扬汉朝的强大和富裕，号召西域各国来长安朝见。出发时张骞带了大批礼品准备赏赐给西域各国的君主，其中最主要的是丝绸。一方面，当时西域各国没有丝绸，“物以稀为贵”；另一方面，长途运输，只有像丝绸这样本身价值高、分量轻，又经得起长期储存的物品才是最合适的。这次通西域后，汉武帝每年都派出使团，源源不断地把丝绸运到西域，并配合着进行一次次的对西域的扩张。公元前60年，到他曾孙汉宣帝时，正式设立西域都护府，统治了这片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所以，丝绸从一开始并不作为一种正常贸易出现，但是从张骞出使以后，西域商人看到有利可图，并且丝绸再流通到波斯、罗马以后，形成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价格堪比黄金，遂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源源不绝地往返于这条路上，丝绸之路就是这样形成的。
张骞出使西域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不进行丝绸贸易呢？因为中国固有的天下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再加上古代黄河流域的粮食足够自给，对外没有什么需求，导致中国人普遍缺少了解外界的兴趣，用现代说法就是缺乏开拓精神和冒险精神，甚至统治者还限制臣民到外面去。所以中国古代没有“外贸”的概念，只接受别国的朝贡，并且薄来厚往，重加赏赐，以显示天朝的气派。现在打捞出来的那些沉船，里面那么多货物都是中国运出去的，但船主都是外国人。中国历来对边疆地区控制也很严密，不许老百姓出去，比如唐朝的玄奘取经就是偷偷出去的。海上也动不动实行海禁，明朝初年朱元璋曾下令“片板不得下海”，清朝初年为防范在台湾的郑成功利用大陆的人力物力，康熙下令“迁海”，从辽东到广东所有沿海居民统统内迁20里到50里，形成一片无人区。

所以，历史上中国从来没有主动地利用丝绸之路，也很少从丝绸之路贸易中获得利益，在这条路上经商的主要是今天的新疆、中亚、波斯和阿拉伯商人。但今天我们要建设“一带一路”，肯定不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了。要坚持互通互补互利，实现共赢。“一带一路”能不能建成，关键是能不能形成利益共同体，如果最终能形成命运共同体，那么它才是真正巩固的。

第二，“一带一路”也不是历史上的郑和下西洋。我们今天有个观念，认为海洋即意味着开放，面向海洋就是开放的、积极的、有前途的。这个观念哪里来的？主要是西方的海洋观。西方的海洋观没有错，但他们的海洋观主要是针对地中海而言的，他们的经验也是根据地中海这个地理条件得来的。可是世界上只有一个地中海，地中海基本上是一个由陆地包围的内陆海，古代没有动力的船只在这个封闭的内陆海里航行，相对容易和安全。而中国的海面向太平洋，古代没有动力没有导航设备的船，能这么容易出去吗？另外一点更重要的是，地中海周围集中了世界上最发达的古代文明，如两河流域、巴比伦、爱琴海、小亚细亚、希腊、罗马、埃及，可以说是群星灿烂、交相辉映。正因为这样，地中海人到了海边，就可以有新的发展机会，所以连马克思也认为海边的人心胸开阔、目光远大。而中国有这个条件吗，中国唯一比较接近地中海条件的是渤海，也正因为这样，孔子曾说过，“吾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事实上古代山东、河北就有不少人从海路迁到了辽东和朝鲜半岛。但是跟地中海比，渤海一个最大的缺点是周围没有其他的异质文明。所以，不能把西方以地中海为基础形成的海洋观，随便来套用中国。

古代中国人到了海边，不是看到希望看到未来，而是穷途末路，所谓“山陬海澨”、“天涯海角”。而阿拉伯商人因为陆路成本太高，特别是唐朝安史之乱以后陆路断了，只好改走海路。唐朝以后，中国出口的丝绸、茶叶、瓷器等都是东南沿海生产的，海上运输更方便，运输成本也降低了。所以，海上丝绸之路也不是中国人开辟的，而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开辟的。在唐朝后期，广州已经形成了番坊，也即国际社区，居住着好几万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番长即社区管委会主任，也是外国人担任。

怎样看待郑和下西洋，他的目的是什么？有一种说法是寻找建文帝的下落，这个没有根据。永乐帝朱棣有必要派郑和找到海外去吗，找一次没有找到，要连着找七次吗？一点消息没有，越找越远一直找到东非，有这个可能吗？还有一种说法是联络外界，共同打击蒙古，这个更没有道理了。其实，真正的原因还是为了宣扬明朝的国威。让沿线小国知道明朝的强大，然后派使者前来朝觐，以此增强永乐帝的政治合法性。结果国库空了，大臣都反对，到了宣德帝时，一天他突然心血来潮要看郑和下西洋的档案，大臣们害怕皇帝又要搞第八、第九次下西洋，就骗他说找不到了，然后把档案全部销毁了。所以，今天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档案都没有了。
此外，“一带一路”也不是新马歇尔计划。如果说二战后马歇尔计划的一部分国内因素，就是美国面临的产能过剩和资本过剩，跟今天的中国国内经济情势有些相似，但马歇尔计划的国际环境跟我们是不同的。当时欧洲需要全面重建，而且战后不久“铁幕”降下，欧洲没有其他选择，只有接受马歇尔计划。显然，今天的“一带一路”建设，跟马歇尔计划的时代背景，完全不同。
所以，“一带一路”不是历史的延续，历史提供给我们的，更多的是经验。未来需要靠我们去开创，需要在一系列战略理论、具体政策等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
作者为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本文系根据葛剑雄教授5月10日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讲座整理而成，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