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型智库建设。自2015年1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至今，我国智库建设热情高涨、声势浩大、态势良好，驶入发展“快车道”。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改革发展任务越是艰巨繁重，越需要强大的智力支持”。近日，在由光明日报社、中国浦东干部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高层论坛2018”上，与会者表示，进入新时代，广大新型智库应以新作为，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作出新贡献；同时要更加理性审视智库建设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充分释放应有功用和自身潜能。

         更好释放新型智库潜能与活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过去几年间，智库界的成长有目共睹，正如上海社会科学院《2017年中国智库报告》总结的那样：广大智库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指引下快速发展、砥砺前行。高端智库建设扬帆奋楫，传统智库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推进，科技智库异军突起，媒体智库先声夺人，社会智库创新活力迸发，各类智库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黄仁伟以国内与“一带一路”相关的智库为例，指出当前我国智库发展壮大面临许多有利条件，要呼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助推企业“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话语权等。同时，世界范围内，大而全的智库不再批量出现，“小而精”的专业型智库面临很大发展机遇，应抓住机遇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进行全局设计。

　　能量越大，责任越大。党的十九大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判断。作为“黄金外脑”，智库如何精准发力，帮助国家解决这一矛盾？这是新时代智库发展的压力与动力，各级各类智库用思考与行动书写答案。

　　在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副主任、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顾问王国平看来，在扎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建设城市学智库大有可为。他指出，针对当前存在的一系列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要着力破解智库建设在人才队伍、资金支持、办公场所、规章制度等四个方面面临的难题：遵循智库人才队伍成长规律，打造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事业编制人员、编外人员、研究人员三支队伍；探索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的智库资金投入体系；打造集信息、培训展示、教学为一体的多功能中心和协同创新平台；强化组织领导，制定出台纲领性文件、配套实施办法和年度工作计划，让城市学智库建设各项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规范高效。

　　如何更好释放新型智库的潜能与活力？近年来，各级各类智库作出积极探索。2016年10月，国内首家智库创新园区——中国智库创新科学园在京创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社长张诗雨介绍，作为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下用市场化机制办智库的平台，国研智库近年来充分利用论坛和媒体平台，以多种形式加强智库成果的传播。建园以来，已有多家企业入驻，依托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传统产业优势，建设高端智库和“互联网＋”金融产业链集聚平台，有效促进开发区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常务理事长王立胜表示，建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依托于研究院、研究所的理论型智库应走在前列，要在自身的理论领域形成突破，助推中国理论“走出去”。

         如何排解“成长的烦恼”：“关键是提升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核心能力” 

　　应当看到，当前我国智库尚处于成长阶段，智库建设跟不上、不适应等“烦恼”日渐凸显。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燕爽指出：当前，有关智库建设的政策、文件中所提出的要求，还有些没有落到实处。例如，从研究项目上看，把智库项目当成一般性的社科项目来对待的现象仍较为普遍，无法很好地调动智库专家的积极性；从智库专家建言的角度看，智库参与决策、辅助决策的制度性、体制性障碍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纵观智库发展历史，那些不成功的智库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供了教训与警示。”中国银监会原主席、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特聘教授刘明康指出，这些智库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缺陷：缺乏独立性，很难全面深入地寻找到问题的根源及本质；没有很好解决资金来源，在重大问题的研判上容易妥协折中；缺乏科学有效的评价导向，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深层能力建设；缺乏与决策机构的有效互动机制，坐而论道往往只能是“隔靴搔痒”。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主任杨亚琴表示，“关键是提升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核心能力——提高智能质量是基础，培育人才是根本，加强内部制度建设是保障”。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王小广建议，智库提供的思想和建议应着眼长远，注重思路和技术相结合，用数据说话，用事实说话。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王战指出，决策咨询与学术研究在目的性、时效性、针对性、文体、评价标准等五个方面存在不同。以目的性为例，决策咨询指向的是破解问题，而学术研究则更多是“破解理论”，寻求理论上的突破和创新。

　　近年来，围绕如何建立科学合理的智库评价制度，国内学者进行了多方面探索和努力。燕爽强调，中国智库评价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的评价体系，例如，我国很多主流媒体每天会为党和政府提供大量内参，这需要在评价体系中有所体现。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副主任、首席专家李刚建议，应尽快建立法定化程序，为智库对党和政府提供咨政建言作出更多制度化安排和程序化设定，提高决策的科学化。

　　  努力提供“最佳方案”：为地方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进入新时代之后，社会治理、经济体系建设、城市管理等问题越来越复杂，各个地方在发展中对于智库产生了更多诉求。新华社瞭望智库董事长兼总裁吴亮表示，当前，很多智库服务政府的模式仍然以完成课题为主，缺少系统化的理念、服务模式、产品线。“对比而言，服务中央是智库的传统强项，地方党委政府对智库服务的有效需求尚未得到很好激发。”

　　中共贵州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瑞军感慨，近年来贵州的智库数量虽然有了比较快的增长，但仍缺乏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智库，高质量研究成果不多、成果转化渠道不畅等问题仍较为突出。他表示，智库要把服务决策和服务公众结合起来，紧紧围绕统筹推进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真实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最佳方案。

　　湖北省政府研究室主任黄良港提出，智库成果要自觉接受三种检验：一要接受决策检验，要以决策者的政治站位思考问题、探寻路径。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要让人民群众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三是接受实践的检验，在实践中淬炼智库应有的品格和特性。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对智库更好发挥作用给出建议：智库产出的对策要基于大数据研究和大数据智能；要发展多元的平行认证机制，多渠道、多角度对智库成果进行论证；要发挥好官方智库与社会智库的互补协同作用。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福卡智库首席研究员王德培认为，2018年我国智库发展将迎来重要机遇，要拓宽研究视野，加强智库合作交流，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智库平台与智库体系。

                                                                                                                                                                                                                                                                                                                                                 记者：张胜 王斯敏 底亚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