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还在持续的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冲突，是冷战结束三十年来最严重的一场国家间战争，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这不仅是因为战事双方分别是世界公认的军事强国和地区重要国家，冲突的烈度、造成的伤亡、诱发的难民潮、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波等后果，为近几十年所罕见；还因为这场战争所使用的手段远较以往任何战事都复杂并具有现代特点，例如，冲突不同阶段的舆论操纵和海量信息的真假辨识、各类无人机在战场上的广泛使用及惊人成效、传统武器及打击方式加新型电子战的融合运用、第三方（如美国和北约）在“后方”或“上空”依靠实时情报和特殊技巧对当事方的摆布和碾压等情势，让很多人大开眼界；更在于战场之外美国等西方国家凭借优势显著的体系霸权，在制裁俄罗斯的进程中，实施了全方位的“贸易抽血”（如切断或大幅减少与俄罗斯的天然气、石油、贵金属、粮食等交易）、“金融清算”（如令俄罗斯从国际资金清算系统脱钩）、“文体围剿”（如逐出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展开艺术和文化领域的全面抗议和国际组织和跨国机构的逼退）等一系列史无先例的严厉惩罚，给国际社会以强烈的启迪或警示。俄乌较量的现状与结局，是更大国际进程的一个侧影，即在信息化时代，“高边疆”领域的信息及数据掌控，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网络的普及，“高边疆”成为体现大国、强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新领域，成为国家海外安全与利益重要的和全新的场域，给相关国家维护自身信息及数据安全带来了压力和挑战。

一、“高边疆”是海外安全与利益的重要场域

所谓“高边疆”，是指超出传统的主权国界领土边疆（也称“低边疆”）之外的区域，例如更大空域、更大海疆（公海及大洋洋底）、更远陆地板块（南极），又如非器物层面的新领域、新技术、新业态（如电子网络、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如今的信息化时代，“高边疆”领域的信息及数据掌控，对一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

不过，严酷现实总在发出挑战。“高边疆”的信息与数据安全问题说易行难。以与中国相关的事件举例，美国太空探索技术（SpaceX）公司“星链”卫星危险接近中国空间站，威胁我国航天员生命安全，迫使中方采取紧急避碰措施。在这件事背后，不难见到大国间算法与数据的博弈。美国在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中，越来越不限于军舰对军舰、军机对军机的挑衅，而是使用“长臂管辖”等手法（如华为公司高管被加拿大及背后的美国羁押就是典型案例）。越来越多的中国高科技跨国企业面临类似风险，即美西方以所谓“违法”为由实施远程制裁，诉诸金融追罚、高管追责、市场脱钩、司法诉讼的全球性压制，其基础便是复杂精心的算法，用挑选的数据加上泛安全化的指控，堂而皇之地呈现。在涉藏、涉疆、涉港、涉台等涉华核心利益问题上，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与解封的艰难过程中，网络假消息、网络干涉、网络攻击持续升温，外部一些势力以各种借口及证据指责中国政府，制裁有关机构和个人，以及各种网络间谍、网络犯罪和对我国网络稳定性的危害。这是新时代中国决策者和研究界面对的难题，是过去的前辈及教科书从未处理的现象。

从机遇方面看，深海大洋及南极等巨大的开发矿藏及催生新技术的好处，带动了世界各国尤其是强国的竞争。但是，面对国家传统管辖范围之外的数据掌握及其相关问题，中国是缺乏海外利益维护经验的后发国家，困难和压力不断增长。例如，在公海保护区和南极生态维护地划定上，我国的数据库不如美国、日本、挪威等国家的，这些数据涉及海洋遗传资源的分布、人为（如渔业和航运）影响的评估、国际海底开发时的标准、缴费机制及其数量规定等。在南极领域，尽管近年来中国渔业发展迅速、捕获量位居前茅，然而，在南极各类区域（开发区、建设与居住区、不同植物动物及物种保护区）的基础信息不完备，因而规则制订的话语权较弱。显然，越是全球“高边疆”领域，软肋和短板越容易暴露，与对手的较量缠斗越是变幻，海外利益保护的信息及数据领域面临的挑战越是严峻。

二、“高边疆”成为海外安全与利益场域的成因

从宏观历史纬度观察，“高边疆”问题提示了国际体系的周期与主导国生成的深层原因。那些在不同的国际体系充当主导国的大国强国，无不掌握了各自所属时代的前沿创新，开发出了引领国际潮流的“高边疆”观念（学说）、产业（技术）和制度（规范）。

“高边疆”的创新同特定历史契机结合，成为霸权国扩张的前奏与基石。早期欧洲主要霸主葡萄牙的创新包括新航路探险与发现，建立全球规模的维护网，实现同印度的贸易及中转贸易。随后的主要霸权国荷兰，在制度创新方面促进海洋的自由，创设最早的海洋法，开辟了阿姆斯特丹银行、股票交易所和谷物交易所。号称“世界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拥有两轮大的制度创新，先是称霸海洋，实现欧洲的势力均衡，强化了世界贸易的间接管理，通过英格兰银行发行了国债；后是在西方国家首先废奴，推进全球贸易和金本位制，发起产业革命，逼迫日本门户开放。到了20 世纪，美国为实现和维护其霸主地位实施了制度创新，建立联合国，发展核武器和进行核遏制，推动跨国公司的诞生和非殖民化进程，首创航空业和宇宙开发事业及大规模教育体系。

不同周期的霸主国家的探索与实践给出了多种经验和教训，其中，实现现代化的进程就是数字化的过程，是数据逐渐丰富、基础研究与市场应用紧密相连的过程，是领先者占据并控制时代“制高点”的过程。

细察各个国际体系周期就会发现，成为普通的大国强国和充当国际体系的主导国不同，后者除了强大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外，需要有超群且服众的辨识力、创新力、规范力和协调力。其中，识别重大的经济周期，应对和驾驭其间的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的变动起伏，是主导国必须面对和最终克服的一大挑战。目前情势下，世界经济究竟处于（经济学界争论的）“滞胀期”或“谷底”，还是“再全球化”的筛选效应和新业态崛起初期，或是持续十数年甚至更长时段的深度衰退期？对此，不同学派和模型算法大相径庭，政策偏好及建议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下，就要看哪些国家判断失误、哪些国家决策得当。

主要大国的成败兴衰往往取决于正确的方向感与决断力。表面上看，这个说法有些“轮盘赌”的味道，实则是“政治决策 + 创新突破 + 计算博弈”的综合。荷兰之所以在 16 至 17 世纪占据支配地位，是因为在大航海时代率先提出海洋法和“海洋自由”观念，在全球首创国际金融证券股票交易机制，加上国家政府的大力倡导保障，使其超越昔日强权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英国和美国在不同阶段“登顶”，无不是在列强纷争和经社萧条的乱象中，发明推广时代前沿的技术与产业（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都始于英美），带动其他国家乃至国际社会进入新阶段。

当下，很多研究者之所以认定中国引领下一周期的全球发展，不光是看到政治领导的坚强意志和举国体制优势，更是因为判断中国将提供不同以往的公共产品和通用技术，带动新一轮产业革命（如建立新型国际组织、全球电子商务网络以及作为基础的5G与大数据算法等）。如今，那些给国际社会提供的新型产品和服务甚少，数字化过程缓慢，处于衰败通道的国家和地区，则被视为旧式强权而非新兴力量。

三、切实维护“高边疆”的信息与数据安全

就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看，在维护我国在全球“高边疆”的信息及数据安全方面，还有哪些须注意之处呢？从学理上讲，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把“高边疆”安全在内的各类安全问题置放在恰当位置，在充分考量形势与需求的前提下，加以统筹应对。

目前，研究者把国家安全问题分作传统和非传统两大类。所谓传统安全主要是指国家间战争和平相关的安全问题；它往往通过军事或武力威慑手段实现或保障，涉及领土主权完整和政权稳定、国家不受外敌入侵、不被他国恐吓等；它又被称为“高阶政治”（high politics），在很大程度是因为它关乎国家存亡和政局稳定，被置于最高等级的决策日程。非传统安全是在二战之后和平年代出现的，更多指战场之外发生的重大威胁，即无法仅靠军事手段根除的国家安全风险或隐患，例如海洋污染和海平面升高、宗教极端势力和分离主义抬头、难以控制的大范围疫情、信息技术威胁以及黑客的入侵等；这类威胁既可能来自国家行为体，也可能是非国家行为体，应对挑战亦非政府和国家机器独自能为。与传统安全不同，被称作“低阶政治”（low politics）的非传统安全挑战，不管是其形态还是其影响，都更加难以定位。

针对上述情形，研究界提出一种学说，名为“安全化”理论。这个理论主要探讨哪些问题应当提交最高决策层（安全化）、哪些够不上顶层的国家安全（非安全化），哪些问题曾经是国家必须解决的安全但后来因危险性下降、因“去安全化”而不必列入高层议事日程，从而为国家安全的研究和应用开辟了新空间。

另一个路径是按地域空间范围，对比发现国家安全的特性。中国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中国既重视内部安全、也重视外部安全，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这就解释了国家安全与其他层面安全的辩证关系。从覆盖范围观察，国家安全问题并非孤立产生，且与周边国家的稳定（周边安全）、更大范围区域的和平（地区安全）乃至全球层面的安全形势（国际安全或全球安全）密不可分。虽然说不同层面的安全问题各有其因、各有其果，但是各种安全存在内在联系，并与各国安全构成了某种命运共同体。甚至可以预想，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人类走向太空新边疆，考虑地球现有物种与外星系生命体可能的相遇碰撞，整个地球村的维系将列入世界主要国家的安全议程。保持开放性的国家安全研究，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尤为需要。

在这些问题上，应汲取美国人的教训，防止“泛安全化”现象。大洋彼岸那个超级大国总是以国家安全为由，把国家间正常的观点分歧和做法差异安全化，加剧了国际间的紧张局势与矛盾冲突。其实，所谓“安全”，具有主客观的不同侧面，既可以是对实际危险或隐患的消解排除、有具体的指标，也可能表达不安的感受、须安抚或担保的心理。国家的安全与个体的安全有异有同：相似处在于他们都寻求自身保障、不受各种威胁、持久生存发展，而不同点则在于国家的规模、性质和存在方式有别于个体的人。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是特定民族、族群和人民的社会存在方式，是基于自身历史、文化、地理等因素而长期形成的制度性安排，是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及军事经济贸易法律一整套体系的政治架构，更是在当代得到他国和国际社会承认、享有主权权利和国际责任的国际行为体。所以，国家安全是相对于其他国家和整个世界而言的，它追求的各项目标均表现出特定国家在国际政治背景下寻求保障、排除危险和存续自我的需求。

就外部属性来讲，国家安全的首要内容，是国家不受威胁、不受挑衅、不受外力所控，是这个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领土、领海、领空及各种重大资源始终由本国规划和管理。在外部各种危险因素里，不仅包括主要对手国家或（可能的）敌对国家排斥打压、战略竞争的做法及图谋，也包含地球自然生态潜在的重大损害和风险（如毁灭性的气象灾害、难以控制的疫情蔓延、周边自然环境的急剧恶化、区域主要动植物种的濒临灭绝等）。难点是确立“何者纳入”以及“何者优先”的问题，毕竟涉及安全的需要太多，而国家特定时段的资源有限，对任何国家执政者和研究界而言，安全议程的先后及资源配置的重心是决定性的环节，需要清晰梳理安全的类型、层次、领域等，并准确说明不同的权重与需求。在确定了优先事项之后，要分清实现中长期和近期不同目标的途径方法，找出需要协调的单元，指明统筹工作的重要性和具体安排。

在“高边疆”领域鉴别不同问题及挑战的性质，确立国家及相关部门投入的资源多少及先后顺序，有更大的难度和更不一样的应对。“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应该提到国家最高决策层面的问题一定要提上去，属于其他层级的问题要放置在合适的层次，不该归于国家安全的问题必须剔除在清单之外。这是探讨全球“高边疆”的信息及数据安全、更好维护中国海外利益时，须特别留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