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类哲学的基本分野

西方哲学是典型意义上的“爱智”学且不给“爱非智”和“非爱智”留下任何空间。换言之，一切具象化、功利化的“世俗”之物、之事均不在其哲学讨论范畴之内。西方群哲不仅普遍在启问释义之初便急不可耐地与人间种种划清界限，而且通常在著书立说之后痛陈“爱智”决心、苦心，以防止后人将其学说降格为功利化应用。这一倾向的集中体现即为理念本体论。西方哲学大半壁江山的贤哲巨匠均以“理念或理性构成并支配世界”为前提展开学说，且各人学说代际传承，循序完善。

经过对理念或理性的本体地位、人文主体、功能怀疑、认知限制、展开方式等诸多问题的讨论，西方哲学主流围绕理念建立起知识大厦，并在方法论层面便注定出现两种偏好：一是按照“彼岸”的完美理念、理性或逻辑改造“此岸”的现实世界。由于理念完美、永恒，事物残缺、短暂，因此，所谓历史的进步就是推动现实世界向理念世界靠近的过程。这既是西方历史研究以进步论为主流的原因，也是西方兴起资本主义大发展的原因——以完美改造不完美，自然是一种进步；无限接近完美的改造，自然需要无限的金钱。二是按照自身模式改造外部世界。既然符合理性的模式是进步的，推动世界按照西方模式进步就是符合历史趋势的，非西方文明的主观意志被选择性忽略，抵抗被改造的行为被解读为邪恶行为。这既是基督教传播福音思想的土壤，也是催生可重复、可实证、可复制的科学思想的内驱动力。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先哲不曾提出“理念本体论”的同时，也并未明确提出“物质本体论”，本体论问题本身便不曾在中国哲学中占据一席之地。但缺少不等于否认，探索世界的本质是所有深度思想者的内在冲动。根据中国哲学两种潜意识中的认知取向，后人可以反向推断，中国哲学以感官可以捕获的现实物质为世界本体。第一种认知是“世界是变化的”。如果中国哲学认为世界的本体是“彼岸”世界的理念或神祇，则不存在讨论变化的必要，因为理念或神祇是稳定、恒常、完善的存在，而不断变化的只能是现实世界的物质。第二种倾向是“世界是具体的”。中国先哲普遍认为，因时、因地、因事、因人理解和应对环境具有不言而喻的合理性。被高度关注具体的事物只能对应现实物质世界，而无法对应一个尽善尽美的“彼岸”世界。

因此，从物质本体论出发，中国哲学的方法论偏好与上述两种认知取向形成了对应关系：一是为应对变化做准备。由于无论眼下如何，变化终会在未来某一时刻发生，因此，顺境中要未雨绸缪、曲突徙薪；逆境中应矢志不渝、韬晦不惊；时机未到，等待是最佳策略；对敌对友，留有余地是明智选择。中国人始终生活在对“变化”的敬畏或憧憬之中。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哲学至宋明理学发展出“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等方法论体系完全符合物质本体论的教诲——从具体中找到普遍，尽管这种普遍无法从逻辑上证明；将普遍融入具体，尽管某些具体可能成为应用普遍的障碍。

二、哲学分野下的中西战争偏好差异

国家是社会中的国家，社会是文化中的社会，文化是哲学中的文化。文化是一定地域范围内广泛且稳定存在的思考和行为方式，其本质是经过实践检验有效的生存策略。“偏好”即稳定的选择，应属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势必具有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领导人个性而稳定存在的稳定性特征，并深受哲学影响。因此，战争偏好不应指向极易随其他因素浮动变化的“对战争或者和平的爱好”“对战略或者战术的爱好”或“对内政或者外交的爱好”，而应指向国家在处理战争事务时受哲学影响的、长期稳定存在的行动流程。

西方哲学本体论衍生出的方法论偏好有二：一是按照基于理念的认知或愿望向外改造世界，二是按本国制度改造他国制度。现代战争产生特别是拿破仑战争之后，其稳定存在的战争流程通常可被分解为四步。第一步是确定外向战略目标。第二步是根据制度动员社会，全面调集战争资源。第三步是迅速将大部分实力资源投诸战斗，并在实战中化实力为能力。第四步是输出政治制度或利己政策处理战后事务。

中国哲学本体论衍生出的方法论偏好有二：一是为可能出现的变化做好准备。二是从实际出发制定决策。其稳定存在的战争流程通常也可被分解为四步。第一步是根据多方实际，综合评估军事方式是否可行。第二步是在战前或与战争同步积累实力，将发展、备战、实战融为一体。第三步是等待有利形势出现。第四步是用最快速度赢得决战。

三、未来世界军事态势分析

第一，西方军事目标愈发脱离实际。以北约为代表的西方军事集团在赢得冷战胜利之后，愈发迷信以西方利益为中心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理论，并倾向于从相关概念和逻辑出发，遏制西方国际秩序的潜在“挑战者”。

第二，战争进程愈发受到认知域影响。近年来，西方国家所发起的意识形态对立日益成为东西、南北竞争加剧的原因。尤其是美国政府、智库纷纷采用“民主—威权”叙事框架中伤、抹黑中、俄等所谓的竞争对手，不断推动意识形态武器化。

第三，中国的和平崛起将愈发成为世界和平的压舱石。中国在和平状态下的实力积累具有极强的内在指向，且以本国国民的美好生活为终极目的。在此过程中，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建设具有极强的防御指向。中国军事实力与能力的增强既是对国家分裂势力与外部敌对势力的威慑，也是为有可能出现的实际冲突所做的现实准备。

（作者：张一飞，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摘自《孙子兵法研究》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