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２年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始更加积极地经略周边，提升对印度及南亚外交的重要性，在南亚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此同时，在２０１４年的印度大选(印度议会下院选举)中，印度人民党以压倒性优势胜出，为莫迪政府“建设一个强大、自立和自信的印度”提供了重要的国内支持。两国新政府一开始都有意提升彼此关系。然而经过几年互动，中印关系由最初的高期待逐步滑到２０１７年的最低点，双方边防人员在洞朗地区对峙长达７２天。

洞朗对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春丕河谷(印度称桑多洛河谷，Sumdrong Chu)对峙事件,尽管事件本身及时代背景都大不一样，但是影响却类似。春丕河谷事件直接促成了拉吉夫-甘地访华，而洞朗对峙则促成了中印领导人２０１８年４月的武汉非正式会晤。此外，两个事件都直接推动了双方对中印关系的反思。洞朗对峙后，印度展开了一场对华政策大辩论。此次大辩论参与面广，政界、军界、商界以及媒体、智库等朝野人士均不同程度卷入，且议题丰富，既有战略和政治安全层面的讨论，也有对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的期许。与此同时，本次印度国内的大辩论重点突出,通过回顾与展望中印关系的发展，就如何看中国、如何看印度、如何看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印度进行了深入的再思考。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需要检视中印关系的战略基础变化，这一变化既是国际大环境变化所致，也是中印两国自身变化所共同导致的，而中印领导人武汉会晤后的合作趋势，为重构两国战略基础提供了重要契机。论文分四个部分展开论述，逐次分析中印关系在全球、地区与双边层面战略基础削弱的现象及其原因，最后对正在浮现的合作趋势和努力方向进行评估，希冀重构两国关系的战略基础。

中印在全球问题领域合作弱化

１９８８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开启了中印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冷战结束后，中印双方在建立边境信任措施、发展经贸关系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逐步建立起各层级、各领域的沟通对话机制。１９９８年的印度核试验同样对中印关系造成巨大冲击，但是两国关系很快就得以改善，并在２００３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后，实现了一系列重要突破。随后，以国大党为首的团结进步联盟(UPA)开始长达１０年时间的执政,在此过程中,中印两国也逐步发展出一套较为成熟而稳定的互动模式。

这一互动模式可概括为“全球合作、地区竞争、双边管控”。在全球问题上,中印战略利益基本一致，在很多具体议题上都能形成共同立场。在地区层面,双方共同利益较弱，虽然存在地区影响力的竞争，但是在南亚及印度洋地区，中国影响力比较有限。而在双边层面，基本上都是长期形成的“旧问题”，历史上双方曾多次努力而未果。正由于短期内难以解决，中印双方一直都是通过“搁置”或者管控分歧来处理，以此为前提，中印经济合作迅速发展。然而，近年来的发展趋势却是，双方在全球问题上的合作动力逐步减弱，地区影响力的竞争反而在加剧，进而促使双边分歧管控也在削弱，经济合作上的分歧也越发凸显。

冷战结束以来，中印在全球问题上存在较为广泛的合作基础，这主要是彼此相似的国际地位和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所决定的。２００８年１月，时任印度总理辛格访华，中印签署了«关于二十一世纪的共同展望»，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双方在全球问题上的共识与立场。其最核心的共同立场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都主张世界多极化。中印都不同程度地担忧美国主导下的单极体系,都倡导并努力构建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希望继续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巩固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稳定和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因此，都要求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多边主义，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

二是都寻求改革现有国际体系的部分规则。当前的国际体系规则和制度是二战后建立的，基本上由西方国家所设定和主导，而当时中印都刚刚独立。因此，作为国际体系的“后进生”，中印在跻身原有国际体系后，都希望建设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以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此，中印基于自身的发展中国家定位，积极在国际层面寻求为发展中国家利益代言。

三是都对主权和内政稳定保持高度敏感性。由于被殖民的共同历史记忆,中印双方对涉及主权的问题都高度敏感，都反对西方以各种理由和借口可能损害主权的做法和政策。因此，中印都反对西方倡导的“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涉”、“保护的责任”等新概念及其做法，对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使用武力干涉他国内政的做法(如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的战争)持批评态度。与此同时，由于中印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都对国家尊严与身份地位较为敏感。

由于这些相近的基本立场,中印在不少全球问题上都能够自动协调合作。正如印度前外交秘书梅农所说，中印在全球层面的共同利益，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早期以来中印伙伴关系所依赖的基础。中俄印三方机制安排(如三国外长会)及金砖国家合作，都有赖于这一基础。过去，中印合作较好的全球议题包括气候变化、全球贸易谈判、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相似的国际地位和国情，使得两国在这些议题上的立场和利益保持了基本一致。

在２００９年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召开前夕，中国、巴西、南非、印度四个主要的发展中国家组成了“基础四国”气候谈判集团，以部长级会议来协调各方立场。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中，各方都坚持“公平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要求发达国家在国际条约下承担大幅度量化减排义务，发展中国家在获得资金、技术、能力建设支持的前提下，再开展符合本国可持续发展需求的减排行动。中印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结成了伙伴关系，通过建立中印气候变化工作组，轮流在中国和印度举行年度会议，就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的重大问题、各自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政策措施，以及落实相关合作项目的情况交换看法。２００９年双方签署«中印关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协定»，２０１０年签署«中印关于绿色技术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系统总结了两国对这一问题的共同立场。

在全球贸易体系谈判问题上，基于两国相似的国情，就WTO多哈发展回合谈判，中印两国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相似的谈判立场。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造成的国际金融体系不稳定，推动中印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与稳定上形成了相似立场。中印都希望借此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同时，中印都有降低对美元金融霸权依赖的诉求，以避免在下一轮金融危机中遭遇货币不稳定的冲击。２０１２年３月，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金砖国家第四次峰会上，印度提出了建立金砖国家银行、筹备建立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的设想，希望以此降低发展中国家对美元霸权的依赖，从而降低美国货币政策对金砖国家经济稳定性的冲击。这一想法很快得到各方支持，最终新开发银行于２０１５年７月正式在上海开业。

然而，近年来中印在这些全球议题上的合作却在减弱，在一些印度观察家看来，部分原因是北京似乎更热心于同主要西方大国达成双边谅解，而没有将印度的利益考虑进去。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过去中国与印度、南非、巴西的立场一致，但是，在谈判«巴黎协定»时，却是美国和中国率先达成协议，中国优先选择与美国接近，而不是同过去的那些国家协调立场。换言之，在印度看来，中美于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发表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显示出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改变了发展中大国先统一立场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