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自２００５年后，双方从对自己有利的方面解读«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的不少条款，陷入了对指导原则缺乏共识的境地，解决边界问题由原来的高期待突然坠入失望。印度方面认为，对方有意拖延谈判进程，目的是借此敲打印度，促使印度在对美、涉藏等问题上考虑中方利益。２０１０年中国领导人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的演讲中称，“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足够的耐心和较长的时间。”印度很多学者认为，这句话透露出拖延解决边界问题的想法。２０１３年３月，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产生。在３月９日中国领导人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同样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的复杂问题,解决起来并不容易。只要我们坚持友好协商，最终能够找到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之前，双方要共同维护好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不使边界问题影响两国关系整体发展。”这同样被印度专家解读为对方并不急于解决边界问题。

印度降低了通过政治谈判最终一揽子解决的预期，开始转而寻求重启澄清边界实控线的进程，目的是将实控线逐步转化为未来的边界线。对印度而言,政治上可以接受的边界解决方案是“实际控制线＋”方案(LAC Plus)，即印度保有目前在东段占有的争议领土，而中国能在西段让出一些领土给印度。２０１５年５月，莫迪在访华中两次提及双方要核实实际控制线，希望重新启动已停滞的核实实控线进程，不过中国认为，核实和澄清实控线并不是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唯一路径。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于２０１５年６月接见印度媒体代表团时,第一次公开回应莫迪总理关于澄清实控线的诉求:“几年前我们试图澄清实控线，但是却遭遇了一些困难，导致了更加复杂的结果。”“我们在边界地区的任何举措都应该是建设性的。这就意味着，它应该是边界谈判进程的有利因素(building block)，而不是阻碍因素。如果我们发现澄清实控线是有利因素，那么我们应该继续下去，但是，如果我们发现它是阻碍因素，会导致情势更加复杂化，那么我们就必须小心了。”“我们的立场是，我们应该寻求的是综合性的举措来控制和管理边界以确保和平和安宁，而不是必须只有靠澄清实控线这一举措，我们可以尝试达成关于边境行为准则的协议。”

这一表态的背景是，冷战结束后成立的中印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实际上为澄清实际控制线做出过努力，但是发现这样只会扩大分歧。中印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在交换中印边界中段的实际控制线地图后，２００２年双方试图着手澄清边界西段的实际控制线。然而，中方此时发现，印度借着澄清实际控制线之机，将很多非争议地区扩大为争议区。尽管一直到２００６年中国领导人访问印度时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还提及要澄清实控线，但是，实际上早就已经放弃这一努力。

除了施压中方以继续澄清边境实控线外，印度还努力加强对边境争议地区的实际控制，莫迪总理和慕克吉总统相继访问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印高官频频造访边境争议地区、加紧对边境形势的监控、加快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目的是要形成印度实控的现实，正因为如此，边境对峙事件近年频频发生。近些年产生较大影响的对峙事件，包括２０１３年５月在中印边界西段发生的长达２１天的“帐篷对峙”，２０１４年９月中国领导人访印时在边界西段发生的更大规模的对峙事件，直至访问结束后，双方才逐渐撤军，再到２０１７年６—８月爆发的７２天洞朗对峙，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的对抗更是达到了最高点。

另一方面，印度开始拉拢美日等第三方势力介入中印边界争议，以促成他们对印度领土主张的支持。２０１５年１月，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访问印度时称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是印度领土。２０１６年４月，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对媒体称“阿鲁纳恰尔邦”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２０１６年１０月，美国驻印度大使理查德-维尔马甚至史无前例地访问达旺。这些举动，没有莫迪政府的允许或者默许是不可能发生的。

在双边贸易问题上，近些年印度对华贸易逆差不断增长，也日渐成为双边关系的大问题。以２０１７年为例，中印双边贸易总额达到８４４.４亿美元,比２０１６年的７１１.８亿美元增长２０.３％。按印方统计，２０１７年印度对华贸易逆差额为５９５.７亿美元，占印度贸易逆差总额的３９.６％。中国继续保持印度最大贸易伙伴，是印度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四大出口目的地。印度一直希望中方采取切实措施缩小贸易逆差，促进双方在农产品、药品、信息技术产品贸易上的合作，扩大和提升两国贸易规模和水平。巨大的贸易逆差导致印度担心对中国廉价制造品形成依赖，影响本国制造业的发展，因而频频对华发动贸易调查，对从中国进口的近百种商品征收反倾销税。同时，印度多次强烈要求中国降低技术门槛和行政壁垒，扩大从印度进口药品和软件，希望中国扩大在印度的直接投资并建厂，以促进印度制造业发展。虽然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双方还没有发生大的冲击性事件，但是一旦双边关系出现其他问题，印度抵制的声音就会出现。

此外，在发展同第三方的关系中，双方都在走出过去的“约束”。印美日在战略与防务合作上越来越深入，明显具有共同平衡中国的一面。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２日南海仲裁案最终裁决结果公布后，印度同日随即与美日澳发表声明。甚至在与越南的联合声明中，双方还强调要认可仲裁庭做出的裁决。此外，２０１７年美日印澳重启四国安全对话，共同采纳印太战略，这些都存在平衡中国的战略诉求。尽管印度同美日结盟的可能性很低，但是同美日的深度合作，促使印度在对华政策上的底气更足，也间接地推动印度在对华诉求上更具强硬色彩。

巴基斯坦也越来越成为影响中国对印外交的主要因素。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曾试图在南亚奉行印巴脱钩的政策，但是，随着中巴经济走廊的快速推进,客观上打破了过去对印巴的平衡外交。此外，莫迪政府奉行对巴强硬政策，打压和孤立巴基斯坦，也加大了中国试图在印巴之间平衡的难度。总而言之，正如印度前外交秘书梅农所称，１９８８年拉吉夫-甘地访华后，双方达成了一个暂时妥协的方案，那就是边界保持和平，双方协商讨论所有分歧，不要让边界问题破坏两国在其他可以合作领域的合作。然而，现在这一妥协方案崩溃了，中印需要达成一个新的暂时妥协，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平衡。

中印关系“再出发”:反思与重构

如上文所述，中印合作关系在全球、地区和双边层次上的战略基础都在削弱，竞争与分歧的趋势在加剧，显然，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双方实力对比差距在不断加大。冷战结束之初，中印经济总量大致相当。到２０１８年，从GDP来看，中国是印度的５倍，人均GDP是印度的４.６倍。中国GDP增长６.５％，相当于印度GDP增长４０％。中国的国防开支是印度的４倍。印度在短期内赶超中国无望，自身实力与影响力均难以与中国比肩。因此，印度战略家们强调，印度对中国的战略必须适应正在不断拉大的权力差距。虽然接触与竞争仍将继续是印度对华总政策，但是印度要根据地区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在这两个维度上相应有所变化。印度需要同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建立有力的多样化关系，这将给印度应对中国提供更大的空间。因此，只要印度不成为反华军事同盟的成员，中国就有理由同印度增加接触，而不是采取对抗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