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孟加拉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同样令印度颇为警觉。２０１６年中国领导人访问孟加拉国期间，中方承诺未来将提供２１５亿美元贷款，助力孟国内现代化建设。双方签署的２７个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涵盖了贸易投资、海洋经济、路桥建设、电力能源、海事合作、通信技术等国民经济各个领域，两国在这些领域的合作将极大提升孟国内工业生产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中孟两国还计划通过加强公路、铁路网络建设，将昆明、缅甸和吉大港连接起来，形成横贯东南亚—南亚的国际交通廊道，从而便利区域互联互通和经贸发展。截至２０１８年，在南亚国家的“一带一路”建设中，孟加拉国得到的中方投资仅次于巴基斯坦。中孟经济合作的加强，再加上两国原本就较为深厚的安全与防务合作，导致印度担心孟加拉国被发展为另一个“巴铁”，因为孟加拉国武装部队的装备很大部分来自中国。

中国在缅甸的“一带一路”建设同样备受印度关注。作为连接南亚和东南亚的“陆桥”，缅甸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中缅关系在１９８８年后快速发展，最让印度担心的问题是，中国可能在东北印度洋拓展其存在，印度媒体过去一度猜测中国在缅甸有军事基地。对印度而言，有能力控制穿越孟加拉湾至安达曼海以及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太平洋的海上交通线，是印度在应对竞争对手尤其是中国时的谈判筹码。随着２０１１年缅甸开始向民选政府转型，印度也在努力扩大其经济影响。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缅逐渐达成了建设中缅经济走廊的共识。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９日，外交部长王毅在内比都与缅甸国务资政兼外交部长昂山素季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中方提议建设“人字型”中缅经济走廊。２０１８年９月，两国签署«关于共建中缅经济走廊的谅解备忘录»，召开了走廊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先后签署了皎漂特区深水港项目框架协议、木姐—曼德勒铁路可行性研究谅解备忘录等合作文件，双方还在就仰光产业新城、中缅边境经济合作区等项目合作进行磋商。随着中缅经济走廊的建设，中国在缅甸的经济影响将进一步上升，印度不得不试图努力跟上中国的外交努力。

在印度洋区域，随着中国在印度洋的反海盗行动和港口建设，印度对中国在印度洋日益显现的存在倍感担忧，特别是中国在吉布提拥有海军后勤补给基地后，印度担心中国会继续扩大在印度洋上的存在。２０１３年马尔代夫亚明政府上台后，印马关系一直处于下行轨道。由于亚明被认为具有“亲华”色彩，因此当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２日马尔代夫议会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允许投资１０亿美元以上的外国人永久拥有该国岛屿时，印度担心中国可能受邀来马尔代夫填海造陆。２０１７年１２月马尔代夫总统亚明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自由贸易协定»，皆被印度视为马尔代夫靠近中国的举动。

２０１５年斯里兰卡大选出现变局，“一带一路”项目遇变随后得以恢复。科伦坡港口城项目于２０１５年３月被叫停,直至２０１６年３月才得以复工。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同斯里兰卡政府于２０１６年８月达成新协议。该公司放弃１.４亿美元的索赔款项，作为补偿，中方获得２公顷额外建设用地，使得总占地面积达到１１０公顷，其中２０公顷先前协议中为中方永久使用的土地在新协议中改为９９年租赁。另一个项目汉班托塔港早在“一带一路”提出前就已经完成运营，印度担心中国将来可能会把该港口用作军事用途。在西里塞纳政府上台后，汉班托塔港经历了波折，最终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９日，斯里兰卡政府与中国招商局集团签署特许经营权协议，约定中国招商局集团收购汉班托塔国际港务集团８５％股权和汉班托塔国际服务公司４９.３％股权，总体股比约占７０％，中国招商局集团拥有以上两家公司的运营管理权以及港区土地约１１.５平方公里租赁、开发权，特许经营期限为期９９年。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９日为特许经营协议生效之日，斯里兰卡正式将汉港资产及运营管理权移交给中国招商局集团。尽管如此，印度对该港口未来军事化的担忧却并没有减弱。

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中国扩大了在南亚的经济影响力，与此同时，中国现在正越来越积极地成为南亚外交的玩家，突出表现在中国越来越愿意介入地区各方的冲突调停中。在缅甸罗兴亚人危机再次爆发后，２０１７年１１月王毅外长分别访问孟加拉国和缅甸，同两国进行磋商，以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最终达成了采取“三步走”解决罗兴亚人问题的共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关系近年来陷入紧张。为了斡旋巴阿关系，王毅外长２０１７年６月分别访问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建立中阿巴三国外长会晤机制，并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在北京举行了首次会晤，２０１８年１２月举行了第二次会晤，并为此建立了与之配套的中阿巴三方务实合作对话会。

中国在南亚影响力的提升，客观上给印度造成了自身战略空间被挤压的感觉。印度除了变相阻扰“一带一路”在南亚小国的推进，还寻求构建南亚次区域新机制来抵消中国影响，推动由不丹、孟加拉国、印度和尼泊尔四国组成的BBIN倡议，重启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以及加速推进印度同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项目如印度—缅甸—泰国的三方高速公路、卡拉丹多模式联运项目(Kaladan Multi-modal Tansit Tansrrport Project，KMTTP)及伊朗查巴哈尔港，加入国际北南运输走廊，签署«阿什哈巴德协议»(Ashgabat Agreement)等。

另一方面，对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行“印太战略”，重启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印度均持积极欢迎态度。由于美国、日本对中国地区影响力同样深感担忧，印、美、日三国平衡中国的战略共识正逐步增强。日印已经提出共建“亚非增长走廊”，日本将在未来３年内提供３０亿美元、印度也将在未来５年内提供１０亿美元，支持这一走廊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其意图部分在于抵消中国“一带一路”在非洲的影响。此外，日本投资支持印度在伊朗建设查巴哈尔港，同瓜达尔港形成竞争。２０１５年斯里兰卡内政变动，日本和印度借此宣布合力投资建设靠近印度的亭可马里港。孟加拉国最初拟与中国建设马塔巴里港，同样也在印度的压力下最终给了日本企业。日本还在缅甸投资了迪洛瓦港和经济特区，与中国投资的皎漂港形成竞争。这些共建项目，都有印度同其他大国在地区层面上共同平衡中国的动机。

中印双边分歧出现扩大趋势

莫迪政府上台以来，两个分歧直接影响中印关系，一是中国对印度将“穆罕默德军”头目马苏德列入恐怖分子名单的申请多次技术性搁置，二是在印度申请加入核供应国集团问题上，中国坚持“先谈原则、再谈个案”的方案。这些分歧的深层根源则是中印关系中的“旧问题”，尤其是近年来，双方管控分歧并且积极解决这些问题的势头在减弱。

冷战后，中印双方在管控边境情势的情况下,积极寻求边界问题的解决。２００３年中印建立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后，双方逐步确立了中印边界谈判“三步走”方案。第一步是达成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协议，第二步是制定解决边界的框架协议，第三步是签署具体条约解决边界问题。２００５年双方签署了«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之后，目前已进入第二步,即探讨解决边界的框架协议，而这是解决整个边界问题最为艰难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