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从技术层面上，要发展切实可行的机制管控两国存在的分歧。近些年来，不论是在恐怖分子列名、印度申请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的问题上，还是在“一带一路”、边境对峙等问题上，双方都没有合理管控好分歧。

就操作层面而言，最重要的是,两国仍然要坚持国家领导人的引领作用。中印战略互信程度低，只有通过两国高层领导的频繁互动，才有助于保障关系的整体稳定，管控好分歧。近年来，尽管两国分歧和矛盾上升，但中国领导人同莫迪总理保持了在上合组织峰会、金砖集团峰会、二十国集团峰会的双边会晤，中国领导人和莫迪总理也在东亚峰会等多边机制中举行了会晤，高层会晤给双方的工作层发出了明确的信号，有利于双方在具体分歧议题上保持对争议的管控。

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两国发生分歧后要努力降低公开的对抗性。鉴于印度媒体的开放性以及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公开分歧的方式往往使妥协变得困难，也使两方政府面临更困难的决策选择。更严重的是，公开分歧的做法常常使双方奉行友好的民意基础遭到破坏。莫迪政府在印度试图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的问题上，曾一度对中国采取强硬的公开施压，诉诸民族主义情绪。而中方在洞朗对峙中，也由于媒体的公开而不得不采取“强硬”姿态。这种诉诸公开性来施压的策略，实际上效果适得其反，只有更多地从技术角度增加管控和协商机制的有效性，才有助于分歧的管控。

总而言之，十八大以来的中印关系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进程，这既是双方战略基础削弱所致，也是两国内政分别变化的结果。洞朗对峙过后，中印关系在２０１８年实现了“再出发”。在此过程中，反思中国的对印外交，既要对两国关系保持合理适度的预期，也要从战略上更加重视印度，在经济上争取深度参与印度经济发展进程，在两国分歧问题上继续搁置争议，落实深化分歧的管控机制。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本研究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 “‘一带一路’ 背景下的中国南亚战 略研究”(项目批准号:2017BGJ00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