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春节是不寻常的日子，因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而延长的假期让人多了些静心读书的时光，日本讲谈社出版的《兴亡的世界史》丛书成了我这个假期里最好的读物。这套丛书的最大特点就是试图突破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欧洲中心主义”世界史观，以全球史观的视角还原世界历史的多重结构和复杂历程。

这套丛书里我最感兴趣的是土肥恒之的《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的大地》和杉山正明的《蒙古帝国与其漫长的后世》。两本书都涉及了蒙古帝国对俄罗斯的强烈影响，也对“鞑靼之轭”（蒙古之轭）说提出了强烈质疑。

“鞑靼之轭”是俄罗斯历史编纂学中的经典命题，其核心要义认为，蒙古帝国对俄罗斯绵延240余年的统治血腥而又残暴，如同沉重的枷锁一样，严重迟滞了俄罗斯的社会发展、对俄罗斯文明带来了重创，是俄国历史上不堪回首的灾难。而在抗争蒙古帝国统治的过程中，俄罗斯表现出了令人敬佩的英雄主义，俄罗斯的国家认同也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并日益巩固。

但还原历史可以看到，拨都大军西征之际，从整个欧亚大陆范围来看，当时的俄罗斯“是一个非常素朴或至少在物质文化方面极其简单的地区”，“以至于蒙古军队仅靠骑兵部队就轻而易举地攻陷了俄罗斯诸城”。

在金帐汗国治下，俄罗斯各公国王公爵位的确立和继承需要得到拨都及其继任者的认可。在最初设立“达鲁花赤”（八思哈）直接征收贡税引起反感之后，金帐汗国改由俄罗斯各公国王公代为征收赋税，并长期以这种间接方式统治俄罗斯。俄罗斯经典历史编纂学中以抗击瑞典、条顿骑士团而被尊崇为英雄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在与拨都统领的金帐汗国打交道时却是阴柔备至。正是他，成为汇总俄罗斯诸侯所收税赋并送往金帐汗国的第一人，而他的继承人则是莫斯科公国的王公。他们是拥有两副面孔的人，一面作为蒙古的代理人在罗斯土地上征税，一面作为罗斯诸侯的代表同蒙古巧妙周旋。

实际上，金帐汗国对俄罗斯240多年的统治给后者带来的影响是广泛而又深刻的，两者并非如传统俄国史学著作中所描述的那样是简单的压榨与反抗关系，更大程度上是庇护与共生的关系。俄罗斯在相当大程度上接受了蒙古的器物、制度、文化和思想，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中也有大量的蒙古语借字、服饰等要素。金帐汗国对罗斯的宗教并无干预，东正教不仅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较快发展，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蒙古萨满教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在整个蒙古帝国所创建的遍布欧亚大陆的交通体系和经济网络中，一种完全不同于过去基辅罗斯那样的小国的“新聚合体”开始运作，这为之后的俄罗斯统一提供了条件。

随着金帐汗国日后分裂为诺盖、喀山、阿斯特拉罕、克里米亚、昔班尼等小汗国以及莫斯科公国逐渐征服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尔、特维尔、诺夫哥罗德等公国而实现统一，俄罗斯开始“反噬”，16世纪中叶相继征服喀山、阿斯特拉罕汗国从而控制了伏尔加河流域，之后开始东进西伯利亚并迅速抵达太平洋沿岸，反压蒙古而成为聚集多种族、多地域、多文化的欧亚大帝国。

1844年，法国贵族马奎斯·卡斯汀（Marquis de Custine）在俄罗斯旅行后出版了其名著《俄罗斯：1839》（La Russie en 1839），其中“掀开俄罗斯人的面纱，你就会发现一个鞑靼人”的论述在欧洲引起了广泛反响，也在俄罗斯导致了巨大争议。俄罗斯欧亚主义学派承认蒙古对俄罗斯的巨大影响。比如，萨维茨基并不认为蒙古的统治完全是历史悲剧，他强调俄罗斯正是从蒙古人那里接受了将大陆联合成国家整体的思想。

在杉山正明看来，“一直以来都存在一种俄罗斯属于欧洲的固有认知，同时又被刻上了所谓俄罗斯是‘文明地域’、草原是‘未开化社会’的模式。这与贬低东方抬高西方的思维模式一样，都是19世纪的负面遗产。”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