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11日，在广西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参观者走出第18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馆。（新华社图片）

中国与东盟友好关系源远流长，历久弥新。1991年，中国与东盟开启对话进程。1996年，中国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1997年，中国与东盟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2003年，中国与东盟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2021年，中国与东盟更是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全方位合作不断深化，互为最大规模的贸易伙伴、最富内涵的合作伙伴、最具活力的战略伙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双方携手抗疫、共克时艰，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守望相助、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精神。回顾、展望中国和东盟的合作，其之所以取得如此丰硕成果，不只是因为双方在各领域有着诸多的共同利益，更是源于双方不断提升政治互信。

构建中国—东盟政治互信的重要意义 

在国际社会，政治互信不仅可以促进合作、降低风险和交易成本，而且可以发展一种集体身份、塑造共有观念或规范。构建中国—东盟政治互信具有重要意义，既有利于加快打造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也有助于营造和谐稳定的周边环境，塑造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

2021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展示馆内的笑脸墙。（新华社图片）

一是有利于打造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2013年10月3日，在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进入第二个10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携手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倡导的以共商、共建、共享为目标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不是要在形式上建成某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制度安排，而是要在政治互信的基础上树立中国与东盟国家对共同利益和责任的认同。换言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强调的是一种情感信任，是把东盟的自主可持续发展同中国自身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不做唯利是图的狭隘之举，最终实现合作共赢、命运与共。长远来看，构建中国—东盟政治互信有利于加快打造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二是有助于营造和谐稳定的周边环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总体上稳定可控。但是，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出现摩擦，各方政治信任遭到一定挑战。一些大国也趁势通过加强在亚太地区的直接军事存在，强化和扩展亚太双边同盟体系，积极打造新的“小多边”安全机制，试图对中国形成更大的战略压力。美国推出的“印太战略”及其构建的“民主价值观联盟”等都是这方面动向的典型表现。而东南亚独特的地缘位置，进一步使东盟国家成为某些大国积极拉拢的对象，导致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上升。在此形势下，构建中国—东盟政治互信，既有助于避免在东南亚地区出现大国竞争的负面后果，也可以使东盟国家免于陷入“选边站”的困境，为双方营造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

三是有助于塑造和平发展的中国国家形象。国家形象是国家间基于社会互动而构成的一种相互认同关系，是一国在与他国的互动进程中被他国赋予的一种身份认知。国家形象具有建构性、主体间性、集合性、可塑性、相对稳定性等特点。良好的国家形象能凭借其说服力和感召力，获得更多来自他国的自觉认同，使国际社会受众自觉抵制不良媒体的蓄意抹黑，巩固提升该国国际影响力。习近平主席指出，“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构建中国—东盟政治互信，既有利于深化双方的全方位交流和交往，也有助于塑造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

构建中国—东盟政治互信的历史经验 

回顾中国—东盟关系30年发展历程，每次地区或全球性危机发生后，双方合作势头都更加强劲，政治互信都稳步提升。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双方同舟共济、团结协作、共同抗疫，再次印证了这一点。探究其中原因，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基础。不同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屡屡强势插手他国内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一直奉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同东盟各国积极开展各领域合作。例如，2021年2月缅甸政局变动后，美国借机联合英法澳等盟友，公然插手缅甸内政，以其惯用的手段在缅甸煽风点火，激化矛盾冲突，制造混乱局面。与此相反的是，中国和东盟在处理缅甸问题上的态度保持高度一致，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确保缅甸局势和平稳定和社会秩序正常。

第二，支持东盟中心地位是前提。东盟始终担心大国主导东南亚地区事务导致自身被边缘化。因此，东盟希望通过强调东盟中心地位来设置地区合作议程，寻求地区秩序话语权，并在与大国协商达成共识的同时融入自身利益考量。有鉴于此，中国积极支持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主导地位，支持东盟包容发展的地区秩序构想，并在尊重多样性、照顾差别性和进程渐进性的基础上深化与东盟的合作。一是主动参与东盟主导的地区合作机制。自1991年双方开启对话以来，中国加入了东盟主导的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东盟+1”“东盟+3”等地区合作机制。二是将“东盟规范”作为地区合作的主要原则。中国和东盟大部分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双方在某些领域确实存在竞争，但中国一直理性客观看待与东盟关系发展进程中面临的新情况，对出现的新问题坚持在以不干涉内政、协商一致和注重舒适度为核心的东盟规范框架内妥善解决。

第三，经济合作互利共赢是关键。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加速发展，深度广度不断拓展。一是促进投资合作。投资合作是中国—东盟合作的亮点之一，为东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注入“血液”。结合东盟国家需要和中国优势，中国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扩大和优化对东盟投资。2020年，中国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额160.6亿美元，同比增长23.3%。中国还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共同开创了中马、中印（尼）“两国双园”合作新模式，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积极实践。二是加速贸易发展。在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的情形下，中国—东盟贸易额逆势上扬。中国自2009年起连续13年稳居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占东盟整体外贸比重连年上升，2020年达到约25%。中国与东盟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中国对东盟出口技术含量显著提高。三是深化基础设施合作。中国支持东盟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经济振兴的优先方向，合力推进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硬联通”，促进区域规则标准“软联通”，不断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之间的战略对接。概言之，不断扩大和丰富的共同经济利益将中国—东盟政治互信推向了更高水平。

第四，地区安全机制是保障。没有和平稳定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政治互信就无从谈起。自1991年中国与东盟开启对话进程以来，中国—东盟安全领域的合作也不断扩大化和机制化。一方面，妥善处理南海问题。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17年11月，在第20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双方就正式启动“南海行为准则”案文磋商达成一致，这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国家就南海问题重回直接当事方对话解决轨道，在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另一方面，不断深化安全领域的对话和合作。2004年1月，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为未来双方非传统安全合作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划。2015年，双方首次举行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以及中国—东盟执法安全合作部长级对话。2018年8月，中国和东盟继举行桌面推演后开展了首次海上实战演练，这是双方海上军事安全合作的重大突破。总之，中国在充分尊重东盟意愿、不干涉内政、恪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基础上，积极探索对东南亚地区和平与安全事务的建设性参与。

2020年11月23日，中国一东盟优秀传播案例颁发现场。（中新社图片）

第五，人文交流合作是纽带。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国与东盟在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交流全面深化。一是鼓励文化合作。中国东盟积极制定双边政府文化协定执行计划，通过合作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欢乐春节”“美丽中国”等品牌活动，进一步深化了双方民心相通。目前，中国与东盟10国均签有文化合作协议。自2006年起，中国—东盟文化论坛已成功举办16届。中国在泰国、老挝、柬埔寨、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设有中国文化中心，汉语热在东南亚持续升温。二是深化教育合作。中国与所有东盟国家签订了教育交流合作协议，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等国签署了互认学历学位协议；双方互派留学生人数超过20万，中国高校开设了东盟10国官方语言专业，东盟国家建有38所孔子学院。自2008年以来，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已经连续举办13届，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教育合作和人文交流的重要平台。三是拓展旅游合作。在中国与东盟人文交流合作中，旅游合作一直是备受瞩目的领域，也是最有成效的领域之一。疫情发生前的2019年，双方人员往来突破6000万人次大关，平均每周约4500个航班往返于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另外，中国积极实施“中国—东盟菁英奖学金”“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未来之桥’中国—东盟青年领导人”等计划。

新形势下提升中国—东盟政治互信的路径

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影响下，各国经济复苏艰难曲折，产业格局深刻演变，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思潮不断抬头，中国—东盟关系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双方亟须构建更高水平的政治互信，以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安全和人文等各领域合作。面对新形势，中国与东盟可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增强政治互信。

第一，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东盟国家关系。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伙伴关系30年来，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路程，东盟逐步发展成为中国最大规模的贸易伙伴、最富内涵的合作伙伴、最具活力的战略伙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应继续遵循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东盟国家关系，推动中国—东盟关系朝着携手共进、合作共赢的方向不断迈进。一方面，继续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东盟各国的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区域协调与合作，构建总体稳定的周边关系框架。另一方面，加强中国共产党与东南亚国家政党的交往，通过党际渠道交流治国理政经验，深化对彼此发展道路的认识、理解和支持，进而夯实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各领域合作的政治基础。

2021年7月16日，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周浩黎与工作人员在2021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发展合作论坛上合影。（IC Photo图片）

第二，以尊重东盟方式为前提充分发挥东盟在维护地区秩序中的作用。当前，亚太地区局势正在经历复杂深刻演变。美国及其盟友不断打造“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谋求打破地区原有的战略平衡，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区域架构，这将对“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架构带来直接冲击和严峻挑战。助力东盟维护其中心地位，既是应对美国“印太战略”的应有之义，也是强化中国—东盟政治互信的重要路径。首先，理性客观看待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在地区特定议题上充分尊重东盟的选择，降低东盟国家“选边站”压力。其次，巩固加强以东盟为中心的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并为其提供新的动力，以提高东盟内部的凝聚力，更好发挥东盟在对外事务中的主导作用，共同迎接当前和未来国际与区域环境的变化。最后，在坚持奉行开放、包容、透明、相互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等东盟方式的基础上，与东盟国家在海上安全、互联互通、可持续发展、抗击疫情等重要领域展开合作，兼顾差别性和渐进性，以包容和耐心集聚合力。

第三，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为契机全方位塑造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新态势。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东盟经济萎缩3.8%，为22年来的首次负增长。为此，第37届东盟峰会通过《东盟全面复苏框架》及其实施计划，意在通过聚焦关键部门和弱势群体，确定符合行业和区域优先方向的行动举措，实现更有韧性、包容和可持续的复苏。基于此，中国应以RCEP生效为契机，以贸易投资合作为基础，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新增长点，全方位塑造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新态势。一是推动RCEP全面实施，提升中国—东盟贸易和投资水平，加强供应链韧性，保持市场开放，减少非关税壁垒，推进区域互联互通，促进旅游业和中小微企业发展。二是加强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加大对东盟数字基础设施公共产品的供应，尽早完成制订“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行动计划”，加快技术转移，建设创新创业合作平台，提升东盟电子商务、数字互联互通和信息通信技术水平，推进中小微企业数字转型，保障数据和网络安全。三是重点加强中国—东盟可持续发展合作，尤其是加大在能源、农业、绿色基础设施、灾害管理以及可持续发展等领域投资合作力度。

第四，在“亚洲安全观”的指导下打造地区普遍安全新格局。目前，东南亚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建设呈现出多种模式共存、相互掣肘的局面。不仅有以美国为中心的双边军事同盟，也有以东盟为中心的多边安全合作，还有东盟国家间的安全合作机制。多种安全机制相互竞争、相互重叠，使得现有安全合作机制难以适应东南亚地区安全格局的发展。中国与东盟迫切需要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共同打造地区普遍安全格局。一是构建地区安全交流与合作平台，加强地区安全理念在“第二轨道”的对话沟通，培育共同的安全观念。二是以海洋环境治理、海上人道主义救援和海上互联互通等非传统安全合作内容为落脚点，构建一系列可持续的多边合作机制，降低发生海上冲突的可能性。三是持续深化军事安全合作，保持高层互访，加强在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上交换意见，形成定期会议机制，深化反恐、海上联合搜救和演练、打击跨国犯罪和灾害管理等领域合作。

2021年12月10日，参与第112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的中方执法艇在中国西双版纳景哈码头鸣笛启航。（IC Photo图片）

第五，以促进文明互鉴为理念开创中国与东盟人文交流新局面。“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习近平主席指出，“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中国应与东盟开展全方位、多主体、深层次的人文交流合作，进一步促进民心相通。一是继续扩大中国与东盟国家教育交流合作的质量和水平。借助广西、云南和海南的区位优势，打造教育合作示范基地，尤其要加强中国与澜湄国家的教育合作。二是深化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媒体交流合作。加强对话合作，促进网络空间管理经验交流，共同筹划中国—东盟媒体领袖峰会、中国—东盟媒体合作论坛等大型交流活动，大力支持东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产业发展，鼓励联合开发制作、创作更多讲述中国故事、东盟国家故事、中国—东盟友好故事的作品。三是扩大和深化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智库交流合作。支持中国—东盟学术研究机构、智库、高校开展课题研究、学术交流、著作出版等多种形式的合作，优先支持开展治国理政、发展道路、文化与法律等课题研究与成果分享，推动壮大中国—东盟学术研究领域力量，助力提升中国—东盟政治互信。

（本文作者为云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暨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罗圣荣。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