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第一阶段的重点是中国的周边，在陆路丝绸之路的六大经济走廊中，五个面向的是周边地区。与此同时，自“一带一路”提出以来，本地区的大国纷纷提出了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倡议。尽管多数倡导者宣称，他们的倡议并非是对“一带一路”做出的反应，但他们在地缘上的重合、内容上的相似客观上决定了必然会对“一带一路”产生影响。如何避免对“一带一路”产生替代和稀释效应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问题。
 
         一、亚太地区大国的区域合作倡议

  大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所追求的通常并不限于经济目标。在反全球化背景下，这一倾向更加明显。如何评估亚太地区大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动机与走向对于稳妥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至关重要。
        第一，日本成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主导国家。过去五年间，日本区域经济合作战略基本上是围绕 TPP 展开的。在特朗普上任伊始退出 TPP 之后，许多人认为剩余 11 国将难以复兴 TPP。然而，正是安倍政府不懈的努力，TPP 最终转化为 CPTPP，并获得了新生。尽管 CPTPP 对美国倡导的 22 项规则进行了搁置或修改，但它仍然是一个“高质量的”自由贸易 区协定。在 CPTPP 正式生效后，未来还有可能接纳更多的亚太地区成员。CPTPP 的诞生标志着日本第一次取代美国成为亚太地区区域贸易自由化的主导 者。
        第二，日本和印度共同倡导的亚非增长走廊将可能成为一种新型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2016 年两国正式提出建立亚非增长走廊的倡议；2017 年由东盟与东亚经济研究所（ERIA）、印度发展中国家研究与信息研究中心（RIS）与日本贸易振兴会亚洲研究所（IDE-JETRO）等三家智库共同完成了倡议的愿景文件。按照愿景文件的说法，亚非增长走廊的范围以海上亚洲（maritime）与非洲为重点，其核心内容由四方面组成：发展与合作项目、质量型的基础设施与制度型互 联互通、促进能力与技能提高以及人员往来的伙伴关系。尽管目前尚处于筹建阶段，亚非增长走廊的一些特征已经开始显现：其一，坚实的日印关系是亚非增长走廊合作的基础；其二，印度与东南亚、南亚、非洲国家的历史文化联系将发挥关键的作用；其三，亚非增长走廊倡导以开放贸易、公正规则和地区团结为基础的互联互通，因而对东盟构成了理想的外部合作伙伴；其四，亚非增长走廊的成功需要与美国的安全合作相结合；其五，在亚非增长走廊中，与非洲的合作处 于次要地位，故非洲只是这一倡议的战略延伸。
        第三，印度在南亚地区力图构建以自己为核心的自由贸易区。目前，南亚地区唯一生效的是包括南亚七国的南盟自由贸易区（SAFTA），但由于大国之间的政治矛盾，这一机制名存实亡。在这一机制下，南亚地区的区域内贸易比例只有5%。为此，印度正在试图把业已存在的孟加拉湾多部门技术经济合作计划（BIMSTEC）倡议升级为自由贸易区。和南盟自由贸易区相比，BIMSTEC 涵盖了南亚国家的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不丹、尼泊尔，排除了巴基斯坦和 马尔代夫，增加了东南亚的缅甸和泰国6。该组织成立于 1997 年，经过十年才于2008 年举行了第二次首脑会议，决定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2016 年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了第一届金砖-BIMSTEC 峰会，为这一进程提供了新动力；2017 年在加 德满都举行了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七国一致同意加快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第四，俄罗斯的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有可能成为欧亚经济联盟的升级版。2016 年普京总统正式提出了这一倡议，为俄罗斯未来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指出了方向。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不仅涵盖欧亚经济联盟成员，而且包括独立体国家、上合组织国家、与俄罗斯关系密切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伊朗等）以及其他感兴趣的国家（如日本、韩国、东盟成员、埃及、以色列等）。这是一个覆盖欧亚大陆的巨型区域合作机制倡议。从俄罗斯的官方表态看，它是以构建以世贸组织规则为基础的经济合作倡议。总体而言，该倡议还处于概念阶段。 第五，特朗普政府倡导的“印太”战略有可能成为其亚洲政策的基石。“印太”概念是奥巴马执政期间的外交遗产，特朗普政府能够不加拒绝地继承下来，表明这显然不是特朗普本人的心血来潮。在 2017 年 12 月特朗普政府发布的首 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印太理念得到了系统的表述。其一，印太的地理范围涵盖“从美国西海岸到印度西海岸”。在这一地区，美国的联盟核心国家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原因是他们具有相同的民主理念。同时，这一联盟又是开放的。其二，在政治领域，美国强化构建联盟和伙伴关系的承诺，并以相互尊重主权、公平与互惠贸易、法制为前提深化与新成员的伙伴关系。其三，在经济领域，美国支持本区域的合作，以维护自由开放的海上通道、透明的基础设施投资、贸易畅通以及和平解决争端。其四，在军事与安全领域，美国维持一个面向未来的军事存在，能够阻止和战胜敌人。“印太”不仅与特朗普政府的执政理念存在一致性，而且与其盟国的战略倡议存在着互补性。 除了本地区的大国，即使是一些中小国家也在提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区域经济合作倡议或加快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比如，韩国文在寅政府就提出了“新北方政策”与“新南方政策”，并在 2018 年 2 月与多个中美洲国家签署了自贸区协定；2018 年 3 月菲律宾批准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签署的自贸区协定；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希望本年度启动与欧盟的自贸区谈判；东盟希望未来几个月内恢复与欧盟的自贸区谈判；新加坡正在与太平洋联盟（秘鲁、哥伦比亚、墨西哥、智利）开展自贸区谈判。
 
        二、“一带一路”与大国新区域合作倡议“对接”的可行性
       纵观本地区大国提出的区域经济合作倡议，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有一些共有的特征：其一，机制化。所谓机制化是指成员国在国家层面存在统一的规则和制度安排。上述区域经济合作倡议都呈现出机制化特征：CPTPP 被称之为“21 世纪的自由贸易区协定”；BIMSTEC 以致力于打造自由贸易区为目标；即便是印太战略、亚非增长走廊及大欧亚伙伴关系还停留在倡议阶段，它们也都强调规则导向。其二，与“一带一路”的地缘上有重合之处。上述五个区域合作倡议几乎涵盖了“一带一路”的所有核心区域（六大经济走廊、海上丝绸之路）。其三，在实施方式上与“一带一路”有相通之处。如亚非增长走廊、印太战略都强调区域内的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建设；即使是印度主导的 BIMSTEC 也在致力于提升数字、经济与人员的互联互通。其四，应对或遏制“一带一路”是多数倡议（明确或暗含）的目标。可以说，除了大欧亚伙伴关系，其他倡议都有应对中国崛起的考量。比如，特朗普政府明确把应对中国崛起和“一带一路”作为推动印太战略的目标；莫迪政府不仅拒绝加入“一带一路”，而且把“一带一路”与所谓的“珍珠链”战略划等号；2017 年 9 月日本政府发言人则明确指出，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目标是为了应对快速变化的全球与地区秩序以及来自北朝鲜和中国的威 胁。
        理论上，大国的区域合作倡议与“一带一路”的关系有三种可能：相互促进、并行不悖、稀释或替代。为避免大国的区域合作倡议对“一带一路”产生稀释或替代效应，中国学术界和官方谈论最多的应对措施是对接。“一带一路”不仅要和业已存在的、即将出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进行对接，而且要和沿途国家发展战略进行对接。在这种对接说的背后，我们看到的多是对接必要性的阐释，却鲜有关于不同对接机制及其后果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