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利用中国288个地级市2000—2016年面板数据，采用DID和PSM-DID模型衡量了RSCC对TUIS净效应。研究表明：（1）RSCC未能带动区域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近而未能推动TUIS。（2）RSCC实施初期存在时滞，随后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呈现先负后正影响，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抑制作用逐渐拉大。（3）RSCC存在人力资本挤出、储蓄抑制加之未充分发挥政府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作用，尽管对区域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为正，但因体制机制等未能带动TUIS。（4）RSCC在2012年前显著带动产业结构合理化，2012年后显著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RSCC实施中“两个比照”样本对TUIS影响优于整体，并未带来与非比照区域显著差别；RSCC对等级高城市的TUIS影响不显著，对一般等级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有抑制作用。由此，应更好配置禀赋资源，强化产业内生增长能力，带动中部TUIS。

关键词：中部崛起战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区域协调发展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重点学科区域经济学资助项目。

2019年5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指出：“增强中部地区综合实力，奋力开创中部崛起新局面。”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区域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的必要手段。当前中部地区正处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中部崛起战略对带动中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具有强大推动作用，也有助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从学者们对中部崛起战略研究看，部分研究表明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取得巨大成效，有效带动了中部地区经济发展、产业转型、人民生活水平改善[1]。陆军等（2018）[2]实证验证中部崛起战略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率为2%。卢飞等（2019）[3]认为与其他战略比较看，比照东北振兴战略，中部崛起战略增强了区域城市经济规模、却没有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比照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带来县域经济增长的净效应不显著。王升泉等（2017）[4]的分析表明中部崛起战略短期内对经济增长存在冲击，而中长期看政策效果并不明显。同时，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中也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不足、产业整体水平不强、城镇化水平不高、环境保护压力大、创新力不强等突出矛盾[5，6，7，8]。综合来看，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后中部地区经济指标有了较大程度的提升，也伴生了一些现实问题；学者们对于中部崛起战略实施绩效评估研究比较少且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现有分析还存在以下不足：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较少；以经济绩效分析类研究为主，对经济绩效外的关注较少。在分析政策效果时，有必要利用新的计量方法精准的衡量政策效果；经济绩效外的关注有待于强化，如区域产业转型绩效仍然值得关注。

作为一项已经实施10多年的区域发展战略，中部崛起战略是否有效带动了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关系到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大局，直接影响到高质量发展的整体效果[9]，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事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那么，中部崛起战略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有无显著影响?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通过什么样渠道传递?系统解释上述问题，有助于调整和优化政策工具、推动中部崛起战略更好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基于此，本文采用2000—2016年中国288个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研究中部崛起战略对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文章可能边际贡献在于：第一，首次从利用双重差分法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精准识别中部崛起战略对于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净效应，采用修正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衡量更加精准；第二，检验中部崛起战略中不同时间周期、不同等级城市产业转型升级效应的异质性，比较不同时间、等级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绩效的不同，从而能针对性为不同地区调整政策提供一定依据。

中部崛起战略实施的政策背景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逻辑

（一）政策背景及历程

为了摆脱过度均等化带来的弊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实行区域不均衡发展战略，即沿海发展战略。中央政府给予政策扶持，并配套给予大量资源要素支持，鼓励沿海地区利用外资和发展民营经济。事实也证明，沿海优先战略带动了沿海地区的崛起，2017年沿海地区GDP占全国比重达到52.56%，比1978年的43.46%提高了9.10%。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先后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的国家战略，带动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发展，客观上也拉大了其与中部地区差距，中部地区要求更好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

中部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一直是全国的重要粮棉油基地。改革开放后中部地区在全国经济地位有所下滑，中部地区GDP占全国比重由1978年21.58%下降到2005年的19.78%。中部地区经济水平不及沿海地区，增速不如西部地区，民间关于“中部塌陷”、“中部地区边缘化”的提法也频频出现，对于国家政策支持中部发展的需求日益迫切。为了缩小区域差距，推动中部地区发展，决策层开始强调“中部崛起”。“中部地区崛起”作为一个核心词汇首次在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随后时常出现在国家决策视野。2006年4月，国家正式将中部崛起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显示基层要求推动中部崛起的呼声与国家决策层面的政策宣示趋于一致。随后国家出台系列的配套政策来推动战略落地。2012年8月发布的《关于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若干意见》成为推动中部崛起阶段性的任务，进一步清晰了未来中部地区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部崛起的论述，成为新时期进一步带动中部崛起战略发展的重要方针，也标志着国家层面推动中部崛起战略进入新的阶段。

中部崛起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在推进，中部地区实际情况也不断变化。中部地区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整体实力不断增强，中部地区GDP占全国比重2005年的19.78%到2017年20.97%。但中部内部地区之间发展的差异仍然很大，区域之间缺乏统一的政策红利[1]；两个比照政策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中部城市之间的差距，并未形成统一的促进政策[3]；中部崛起过程中利用规划导向发展，区域之间的配合协调有待于进一步加强[2，7]。这些现实问题在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前存在，伴随着中部崛起战略实施过程中，构成了中部崛起战略需要化解的客观矛盾。

（二）理论逻辑

中部崛起战略助力产业结构转型可以从两个角度看。第一，通过政策援助对中部区域内部资源重新进行配置，有助于改善产业禀赋[10]，形成战略对产业结构转型的禀赋改善效应，这种效应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和短期性。中部崛起战略实施过程中，短期的要素丰裕，作用于引导比较优势的产业布局、引进符合当地特色的优势产业，使得产业结构逐渐合理、主导产业的方向日益清晰，进而带动产业结构优化[11]。如中部崛起战略要求推动“三基地、一枢纽”建设，其中国家补贴政策和改善农产综合生产能力，有助于建设全国粮食生产基地；国家在交通设施加大支持力度和提供资金保障，有助于建设能源原材料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通过支持技术研发，推动教育和人力资源改善，有助于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第二，通过政策引导带动区域内部的技术条件改善，创新要素发挥作用，释放了产业转型的内生动力，形成战略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内生增长效应，这种效应具有长期性。通过鼓励人才落地、吸引高层次人才助力发展，改善区域发展的人力资本条件，会发挥人才和知识的外溢效应[12]；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做到引进—吸收—创新相结合，增加区域内部的创新资源聚集，增加本地技术增长合力。这些因素改善都能够催化区域内部技术禀赋条件改善，激发了转型的内在活力，形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长期内生驱动力量。

图1中部崛起战略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机理

中部崛起战略阻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因素主要表现为：①政策实施过程中资金、技术扶持有限，对受政策覆盖区域改善有限[13]，可能存在低端发展依赖，短期政策形成产业禀赋贫乏导致低效率[14]。中部崛起实施两个比照，对于中部区域的支持也限于规划引领，实际的资金、技术等扶持有限，对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作用可能并不大。同时，政策初衷是改善区域发展，实施中客观上将本有政策扶持作用于吸引部分不适合当地发展的产业，发展不具有本地比较优势的产业，甚至部分“三高一低”产业进入本地，导致产业禀赋贫乏，形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阻力。②从长期看政策没有对产业结构整体布局进行有效引导，产业布局执行效果并不理想，也可能引入诸多低端产业，导致产业低端循环、产业布局混乱、产业发展环境进一步恶化，阻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当低端产业逐渐进入，会破坏当地产业发展核心资源。如人才引入后，没有相应配套政策，反而造成人才流失[15]；技术引入后，没有系统的协调体系，造成荒废；懒于创新和改进技术，造成发展恶性路径依赖；落后的体制机制、并未有效改善的软硬环境，都会加剧地区产业发展困难，形成长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拖累。

中部崛起战略效果取决于战略带来的产业转型推动力和限制升级的阻力之间力量对比。因此，系统评价中部崛起战略对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效应，对于政策优化具有直接现实意义。

（陈凡是宁波大学中国乡村政策与实践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周民良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