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上海美国研究》对黄仁伟教授的专访，全文如下：

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对当时还在黑龙江逊克县插队的黄仁伟来说，有些不可思议。但正是这件不可思议的大事，后来引领着他不断拓展研究领域。他学的是美国历史，进入科研岗位后，做的却是现实的美国研究，这也不断更新着他对美国的认识。

作为来自于上海的专家，黄仁伟能够从历史的维度挖掘上海悠久的美国“烙印”；作为国内著名的“美国通”，他与多位美国资深的“中国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他看来，认识和研究美国的捷径就是不断向“对手”学习——对他来说是如此，对国家来说，也是如此。

在研究美国以及和美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黄仁伟还有一个深刻的体会：中美无论是敌是友，双边关系从未间断，保持接触和联系是受两国根本利益驱动的。有了这样的认识，他对中美未来形势的判断能够更加从容，对两国关系发展的前景也始终抱有信心。

从黑土地走向美国研究之路

采访组：1972 年尼克松访华，您当时在黑龙江逊克县插队，听到这个新闻后是什么反应？ 

黄仁伟：1972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奇特的年份，“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中，而我在中苏边境的北大荒插队。当时中苏正处于一种“准战争状态”——这个状态也是中美两国改善关系的历史性条件。那年冬天，我在一个深山里看守一个县里的战备军火库，一个人很孤独，我就听收音机。收音机里能听到的电台不多，当时我从苏联的电台里听到说：尼克松要来北京了。我以为这是苏联“敌台”造谣，根本不相信，但后来我从深山里出来回到自己的连队后，果然在报纸上看到毛主席和尼克松总统握手，这才恍然大悟，那时候已经是3、4月份了。

采访组：您是如何走向研究美国之路的？中美关系的发展对您的研究事业有何具体影响？

黄仁伟：我1977年参加高考，后来一直读到硕士、博士，学的都是美国史，可以说这个阶段我比较全面地了解了美国。学成后我来到上海社科院工作，当时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美之间最重大的问题是“最惠国待遇”问题，上海社科院就让我改行专门研究这个问题。这对我而言是一种巨大的转变，因为两个领域是完全不同的，但是经过3年的研究，我的研究领域基本上从历史的美国转到了现实的中美关系。因而可以说，是中美关系改变了我的专业方向，也是因为“最惠国待遇”问题，使我比较深地“卷入”到中美关系前沿的争端问题上来。

到了90年代中期，台海形势恶化，台海问题变成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复杂的问题。这时候我遇到了人生中重要的导师——汪道涵先生。他当时是海协会会长、中央对台领导小组成员，又曾是上海市市长。在台海问题上，当时大陆讲“一国两制”，台湾方面讲“一国两县”、“一国两区”、“一国两府”、“一国两实体”等，就是没讲“一国两制”。当时我们对除了“一国两制”讲法以外的说法全部否定。我就这个问题，在1993年写了一篇题为《一国之下XX都可以谈》的长报告，汪老看到这篇报告后很感兴趣，就把我请到康平路去谈。他认为我应该把这个问题继续研究下去，加之我又是研究美国的，所以汪老让我把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结合起来研究。之后的几年里，我基本上都是在汪老的指导下研究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

采访组：近40 年来，从研究生、学者到智库专家，从研究史料、旅美访学到交美国朋友，您对美国的认知是如何变化的？

黄仁伟：读书时认识的美国和现实中同美国打交道是很不一样的。而且从与美国打交道逐渐上升到本质上认识美国，又是一个不断地深化和提高的过程。

要讲具体的认识，我认为有四点：第一，美国有她的独特性。美国之所以为美国，其历史条件、制度因素、自然禀赋以及人才优势，这些都是别的国家难以同时具备的。所以，不是说各国效仿美国也可以成功，因为这是学不来的，美国成功的条件是独一无二的。第二，中美关系从未间断。我们同美国不管是成为敌人的时候还是成为朋友的时候，双方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不间断的。即使是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时期，中美还是在联系、在接触，因为中美的接触是两国根本利益的需要。接触可以上升为合作，合作可以再上升为长期的共同利益。共同利益不是凭空而来的，一定是通过接触与合作形成的。第三，我们需要长期向美国学习。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可否认我们要比美国的发展程度低，很多方面还有欠缺，所以向美国学习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前面我说学美国是学不来的，现在我又说必须学美国，这是两个概念。所谓学美国学不来是指照搬美国不会成功，必须学美国是指要把美国研究透，只有把美国的方方面面都掌握了，我们才能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第四，在与美国互动时，我们既要自信也要保持清醒。中国和美国的实力对比，不是简单的GDP对比，而是对比科技的创新能力、制度的成熟程度、在国际事务中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以及社会的多元性等。

立足上海看中美

采访组：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上海这40 年来在推动中美经济关系发展中做出了哪些贡献？

黄仁伟：上海能够站在中美关系发展的前沿有三个历史条件。第一，上海与美国有深厚的经济与人文纽带。仔细想一想经济上的纽带，解放前的上海曾经有许多美国企业，例如友邦保险。友邦保险最早不是建立在美国，而是建立在上海，解放后企业搬回了美国，改革开放后的90年代初，它又回到了上海。它重回上海后是最早享有国民待遇的外资企业之一。人文纽带包括在上海的犹太人，其中有很多人后来去了美国，他们对上海至今都怀有特殊的感情。我们往往在研究现实时就忘掉了历史，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历史痕迹，上海就不可能在中美关系中扮演重要作用。第二，《上海公报》在上海签署。《上海公报》是使中美关系重新走向正常化的历史性文件。《上海公报》的签署就使上海在中国外交史上，特别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作用变得不可替代。有了《上海公报》后，就可以把上海定位为中美关系发展的起点和基石。第三，浦东开发开放提供机遇。浦东开发以后，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大量的美国金融机构进入了上海，这是上海能够成为中国国家级金融中心的重要条件。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金融国家，美国的金融机构不进上海，上海就不可能成为国家级金融中心，今后也不可能成为世界级金融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