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组：特朗普强调“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且在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中美之间博弈的烈度是否已达到历史的新高？

黄仁伟：中美关系走到今天，必然会形成这样一种战略竞争。如果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并不觉得这有多么可怕，关键是双方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我们要允许美国对中国有一些想法、有一些不适应；反过来，美国也要允许中国对美国有一些想法、有一些不适应。

对于美国现在对中国的新定位，我认为有三个问题值得思考。第一，这个战略，或者说这个定位是不是美国所有对华政策参与者的共识？实际上，美国国内还有很大一部分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国通”还没有发声。为什么？因为美国国内现在形成了一股潮流，即讲中国好话在美国就站不住脚，但这股潮流不会久，因为它不符合事实。第二，如果是共识，那么这个战略在经济、军事、文化软实力上要耗费多大的成本，才能搞倒中国这样一个世界经济第二位的大国？对于衰弱中的俄罗斯，美国都已无力应付，更何况中国的经济体量是俄罗斯的8到10倍。因此，即使美国有战略，也没有足够的实力来支撑这个战略的实现。第三，再退一步，如果这个战略能够基本实现，那么结果是什么？是美国也一塌糊涂，美国的利益、国际地位和领导权都会受到致命的损失，而世界也会彻底混乱。所以，这个战略的最后结果是所有人都会输。那么，既然上述三条都做不到，那么我们就不如同美国讲，我们还是要合作。

“中国崛起”与中美关系

采访组：您在15 年前就出版了专著《中国崛起的时间与空间》， 后又参与中国和平发展的理论建构。如今美国又将中国视为事实上的崛起大国，您认为今后中国的和平发展应在哪些方面发力，对冲来自美国的压力？

黄仁伟：我2000年左右开始研究“中国崛起”，2002年写了这本小册子。到现在为止，这本小册子中的所有观点都没有过时，所有观点也都被证实了。当时我有几个基本观点：

第一，中国不能重蹈德国、日本、苏联崛起的覆辙。事实证明，他们的道路都是失败的，其最大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在崛起过程中挑战头号霸权，而且是用军事力量进行无限扩张，与整个国际体系相撞，这条路中国不可以走。

第二，中国和美国有巨大的共同利益。相对而言，现在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要比2000年的时候还要多得多。中美的共同利益大于中美利益的分歧，而且共同利益越来越大，这是一个基本趋势，只要有这个基本趋势在，“修昔底德陷阱”就不可能成为现实。过去历史上敌对的大国都没有这么大的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是分割、隔断的，人和人也不来往、文化也不交流，只是在军事上相撞。中美之间不存在这样的关系。

第三，中美需要“合作加危机管理”。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中美关系会有一段冲突上升的时期，而这个时期就特别需要双方用智慧、用技术、用制度来巧妙地处理和控制冲突的程度，这就需要“合作加危机管理”。我所说的“危机管理”是广义而言的，包括南海、台海、朝鲜半岛等地缘政治问题，也包括经济，尤其是金融、汇率等议题，还有一些意识形态的冲突、反恐、流行病等都需要危机管理。因而，就双边来说是危机管理，但就全球层面来说就是全球治理。

上述三点概括起来讲就是“不走老路”、“共同利益”和“合作加危机管理”。理解这三点就基本上能够把握中美关系的走向。 

采访组：如何理解“一带一路”在中国和平发展中的“时间性”与“空间性”？这一倡议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黄仁伟：“一带一路”的空间范围远远超出中国本土，甚至于超出欧亚大陆。如果我们观察“一带一路”的走向，可以说它正在改变着世界市场的格局。在当前世界经济的版图中，欧亚大陆中间是“塌陷”的，如果这块区域不发展起来，它就没有真正地进入世界市场。而“一带一路”正好串联起欧亚大陆两端，能够把欧亚大陆的中间地带拔高，甚至使这片区域成为世界经济新的高地，这样一来，就会形成世界市场新版图。当然，美国对“一带一路”有看法，担心“一带一路”会使其盟国体系、势力范围和控制小国的方式都被改变。但是，如果“一带一路”是符合世界经济规律的话，而美国又放弃与“一带一路”的结合，那么美国就会脱离世界市场。这样的话，美国的领导地位何在，而且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也会动摇。现在的全球化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的全球化，“一带一路”顺应了这个潮流。如果美国选择放弃这个潮流，那么对美国而言就会继续走下坡路。

“中国通”和“美国通”

采访组：您和几代美国的“中国通”都打过交道，与他们“亦敌亦友”，您如何评价这些美国的“中国通”？

黄仁伟：我自1994年跟随汪老一起做中美关系到现在快25年了，和许多美国的“中国通”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之间就没有唇枪舌剑甚至是“口诛笔伐”。双方为国家利益不肯让步和双方作为私人朋友推心置腹，这两种状态经常是同时出现的。邓小平曾就做美国工作说过这么一句话，“朋友要交，心里要有数”，意思是不要交了一位美国朋友后就变成什么都听他的了。如果你讲的话与这个美国朋友一样，那么你在这位美国朋友眼中也没有什么价值。

这些美国朋友们虽然有他们的价值观，有美国的战略利益，但是他们在中美关系的很多关键时刻，却是想办法要把中美之间的冲突降到最低点，把中美之间的合作尽可能地维持和发展。我举几个例子：

首先是傅高义。1996至1997年的台海危机之际，他曾率领一支“梦之队”来到中国，队伍里包括十几位共和、民主两党顶尖的“中国通”。他们当时定的调子就是“与中国共存”（Living With China）。回国后傅高义就写了《与中国共存》一书，后来这本书也成为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蓝本。

其次是兰普顿。他从90年代初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到现在，一直在帮助中美双方加深理解。2015年，他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召开的“中国学论坛”美国分论坛上做主旨演讲。也是在那场演讲中他提出了“中美关系进入转折点”，事后也印证了他的这个观点。他当时非常担心、非常忧虑，在整场演讲以及演讲完和我见面时，都心情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