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是包道格。包道格是老布什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东亚事务主任，后来还担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他在台北期间正好是陈水扁的任期，陈水扁全力以赴想要推动“台独”。包道格当时明确地压制陈水扁，不允许他搞“台独”，他甚至在公开场合批评陈水扁。正因为此，美国的“亲台派”对包道格非常怨恨，台湾民进党的一些“台独死硬派”也记恨包道格。2016年“南海仲裁案”成为热点的时期，包道格在华盛顿的卡内基和平研究所为我们同美国战略界对话搭平台，他也承担着很大的风险。

还有李侃如。1998年上半年，李侃如到上海来参加我和王缉思共同主持的第一次中美关系专家高层研讨会。这次会议最终把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的“三不”原则写进共识文件。这年6月底，克林顿访华，李侃如当时刚刚进入白宫担任东亚事务主任，陪同克林顿一起来中国。据说克林顿在北京飞往上海的途中问李侃如，我到上海讲什么？李侃如说就讲这“三不”。结果，克林顿在上海图书馆的演讲中，将这“三不”原则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

还有一位好友已经去世了，就是奥克森伯格。他是1979年中美建交时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是当年中美建交的具体策划和执笔人之一。奥克森伯格对中国非常了解，他甚至在已经身患癌症的情况下去了三次西藏。那时候达赖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他就和汪老讲西藏问题，分析我们存在哪些问题，可能会和达赖方面发生什么问题，建议我们怎么做，等等。

采访组：您对中国新一代的“美国通”有哪些建议？

黄仁伟：现在的新一代相比我们当年有诸多优势。一是他们已经对美国不陌生，有丰富的渠道获得关于美国的信息；二是他们从最初阶段就可以接受美国的训练，能够比较快地了解美国的思维方式；三是他们进入国内的决策圈、或者是战略高层的讨论圈的通道都比我们当年多得多，比如参与一些课题的研究等等。

对培养新一代的“美国通”，我有四点建议：

第一，青年研究人员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和利益判断。部分研究美国问题的青年研究人员分不清什么是国家利益，或者说分不清美国做的事情哪些是由其国家利益决定的。如果美国把它说成是普世价值，会有人相信，难道美国做的事情只是为了普世价值吗？这是一个大问题。

第二，现在研究美国需要的不是“写意画”，而是“工笔画”，也就是说研究要做到细、专、深和具体。如今大家都在做笼而统之的大研究、大战略，做具体研究的人很少。但反观美国研究中国的研究人员，他们对中国是一个县一个县，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地研究。所以，我们的青年研究者要做“美国通”，一定也要有一个非常专门的领域，做“精准”的美国研究。

第三，新一代“美国通”不仅要懂美国，也要懂中国。现在美国人到中国来，他不和你讨论美国怎么样，而是讨论中国怎么样。如果“美国通”不会讲本国的事，那么当美国人拿他们自己的事向你出牌时，你就没有牌可打。所以，“美国通”首先要是“中国通”。

最后，新一代“美国通”要到实务部门去走一走。美国的“中国通”都是在美国的在华企业、使领馆等一线磨炼过，而后再在智库或大学的中国中心、国务院中国处等机构工作，可以说是有一整套成长培养方案。研究美国问题的中国青年学者，有机会也要走进美国在中国的企业，或者从事涉外工作，深入到基层与美国人打交道，这样才能更全面地认识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