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联合创始人迈克尔·克雷彭最近撰文警告，“美国在乌克兰面临‘使命偏离’危险”。“使命偏离”，指的是对外军事行动的范围无意中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克雷彭认为，对乌克兰“使命偏离”不利于美国长远利益。当然，克雷彭是站在给美国出谋划策立场上作出的这番评述，但客观而言，他确实指出了一种现象，那就是，很多时候美国最初搞对外干涉或者介入、在他国煽风点火的时候，“愿望”或目标都是经过精准算计的，也为之设置了理性边界，似乎可以在这个边界范围内开展活动。但随着时间推移，事情到后来就走样了。

当年在越南就是这样。一开始是派军事顾问，然后搞特种战争，再搞局部战争，继而掉入“越战泥潭”，最后被迫灰溜溜地撤走。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也是类似。如今在乌克兰局势中，美国似乎也正在面临“使命偏离”的危险。

相比出现什么样的“使命偏离”，更值得追问的一个问题是，美国历史上为什么反复出现“使命偏离”现象？这并不是偶然，而是有着某种内生的必然性。

第一，美国追求的全球目标一直是霸权。通常来说，美国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标准，这种标准通常意味着“没有边界，没有底线”，只有一个模糊的目标，走着走着不对头了回过头看，就自然只能说是“使命偏离”了。从更具体的实践看，基于霸权需求，它都倾向于扶持当地一个对自己死心塌地的“工具”。历史经验无数次证明，这类人或势力在当地很多时候属于能力有限或者缺乏民意基础。由他们当“代理人”来执行美国“使命”，发生“偏离”就变得不可避免。这是结构性的问题。

第二，美国国内以两党政治为特征的政治结构，外交为了服务内政不得不越来越明显地脱离外交的基本规律，都导致“使命偏离”的风险显著上升。理论上说，美国曾有“两党止于两洋”的说法，即两党政治斗争仅限于国内，对外不把它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那样的话不管哪个党执政，对外政策方面可以保持大体一致。但从冷战后期尤其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外交越来越成为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再难以拥有一个长期的美国对外目标。最终的结果，就是在某种意义上美国已经没有办法保持对外战略的持续稳定。这样一来，也很容易出现“使命偏离”。

第三，美国涉及军事干涉、军事援助等的对外战略，背后有一个很强的驱动力量，就是军工集团利益。希望对外更多地卖军火、卖武器装备，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会聚焦于武力的使用，聚焦于没有矛盾也要制造矛盾以便形成“需求”。基于利益驱动，不是考虑解决实际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卖贵的、利润高的，有这么多大概率导致“使命偏离”的因素存在，那么“使命偏离”也就成为必然出现的事。

英文里有一个词叫“self-defeating”（自我挫败），“使命偏离”某种程度上正是美国霸权走向自我挫败的一个具体表现。尽管有美国学者认识到这个问题，但“知易行难”，“使命偏离”永远伴随着中国俗语所说的“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将在大国兴衰历史上写下独特的一笔。

（作者是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