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雪冬:风险社会考验着各国治理体系
2021年12月27日  |  来源:环球时报  |  阅读量:1904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和不断反复,凸显风险的内生性、流动性、持续性、连锁性等特征,生动并残酷地印证风险社会是一种全球性存在。新冠肺炎病毒,作为一种不断变异的高度不确定性,冲击着以国家为中心构建起来的现代治理体系,现代治理体系的每一块组合都有其弱点短板,任何一个国家都难独善其身。因此,在全球范围,不断出现局部疫情超出当地防控资源和能力,引发治理超载,进而治理失效的现象。

纵览各国的治理失效案例,可以发现,有五种不同导致失效的机制。

第一种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组织化是现代社会应对风险的基本方式,为了应对不同的风险,成立不同的组织、机构,并划定相应的管辖范围,明确具体的责任。然而,组织、机构成立得越来越多,相互区隔、各自为政的现象就越容易产生。面对越来越多来源不明、流动性极强的风险,这些管辖范围明确、各自负责的组织不仅无法独立应对,而且难以形成有效的合作,甚至有的组织还会以强化“责任”的方式,尽可能地将风险推卸给其他组织或个人。

第二种是首要治理者的“甩锅”倾向。风险是普遍性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但是一个国家、一个组织、一个机构的领导人则是应对风险的首要担当者,因为他可以利用组织的力量动员、整合治理资源,领导集体行动。遗憾的是,我们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西方国家,看到的却是各种形式的“甩锅”。一些政治家为了获得选票,相互攻讦,国家领导人为了树立自己的“正确”形象,信口开河,力图从中获得个人政治上的最大收益,置全国乃至国际上的疫情合作于不顾,把疫情发生、蔓延的责任推卸给地方、专业部门、媒体,甚至是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

第三种是假消息泛滥。重大风险来临,必然引发社会性恐慌,关于风险来源、发展、应对的各种假消息满天飞,既造成恐慌的升级,引发更多的行为失序,也会严重影响治理措施的有效实施。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关于新冠病毒的来源有多种假消息,有的甚至将其归因于5G设施,在英美等国出现破坏5G基站的疯狂举动。互联网为假消息的泛滥提供了更便利的条件,局部的恐慌也迅速引发更大范围的假消息,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第四种是社会信任的瓦解。一旦组织失效、领导人卸责,那么社会群体之间的既有矛盾,就会在恐慌中被进一步放大,一些感染个体受到歧视,社区内部出现相互猜疑,个别弱势群体受到冲击,社会关系产生撕裂。这不仅削弱疫情防控中社会自组织的能力,而且造成不同社群之间的隔阂对抗。在美国等国家,疫情加剧了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少数族裔的社会处境恶化,并时常受到白人各种形式的指责和攻击。在国际方面,国家间的信任关系遭受重大挫伤。美国不仅恶意攻击包括中国在内国家的疫苗援助,而且公开指责承担协调国际合作的世界卫生组织,这造成疫情防控无法达成有效的国际合作,并严重迟滞了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第五种是个人非理性的“自救”行为。每个个体都会暴露在风险之中,当他们无法从国家、组织、社会伙伴那里获得有效回应、有力支持时,他们就会寻求自救。他们对于风险的知识越不足,信息越偏颇,采取的行为就会越非理性。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各国都出现各种非理性的“自救”行为,比如用高度烈酒、消毒水,乃至各种迷信手段来防治新冠病毒,造成多种衍生悲剧。互联网在某种程度上为非理性“自救”行为的扩散、相互效仿提供了条件。这些行为又进一步加剧了假消息的泛滥和社会信任的挫折。

这五种机制并不是单独发生的,而是相互叠加、相互诱发并得到强化。这也是风险治理与灾难治理的根本性差异。面对弥散性的风险,要实现有效治理,应该更强调团结和共同体意识,使风险社会中的每个主体,无论是个人、组织还是国家不仅要有能力保护自己,更要有意识维护他人,从而构建起“共存-共担”的风险治理网络,在更大共同体的安全中求得自我的长久安全。这是风险社会有效治理的基本逻辑,也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不断凸显的教训。

(作者是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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