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18766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35280人，占13.50％。与2010年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44个百分点。同时，有10个省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20％，30个省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均超过7％。

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什么样的趋势和特点？对社会保障和养老服务方面有何影响？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彭希哲教授接受中国劳动保障报采访，对以上问题进行了解答。

数量大、速度快、人口老龄化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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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这种情况是如何形成的？

彭希哲：老龄化是人口变化的必然过程，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老龄化形成的最主要两个原因是：生育率下降、寿命延长。有人觉得，中国是从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开始生育水平下降的，实际上不是。1970年代，国家实施“晚稀少”的生育政策，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那时起生育水平就开始快速下降。1980年，国家全面鼓励大家只生一个，但整个80年代生育水平一直在波动。直到1992年前后，生育水平才进一步持续下降，并长期维持在低生育水平。此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国民生活水平改善，医疗水平提高，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也导致老年人口规模持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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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哪些趋势和特点？

彭希哲：首先，老年人口数量特别大，中国现在有2.64亿老年人口。最近这几年，老年人口增长处在一个平台期，是因为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少出生了2000万人；1963年及以后，是一个出生高峰。2023年后，老年人口数量将进入快速增长期。2023年到2040年前后，在这期间，中国老年人口将急剧增长，并一直持续到2050年前后达到顶峰。之后由于存量减少，增量也减少，整个中国老龄人口的规模会逐渐减少。

其次，老龄化速度特别快。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进入老龄化阶段，14％是老龄社会，到21％就是深度老龄化。在法国、瑞典、英国等欧美国家，差不多100年的时间才完成这个变化；但是，中国只用了35年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要100年时间完成的老龄化进程。

最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差异较大。受到本地人口转变和人口迁移流动两大因素的影响，各地区老龄化程度表现为由东向西的梯次特征，这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导致的生育率差异和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密切相关。区域差异及其导致的人口流动与动态聚集将使不同地区的人口红利机会窗口的开启与关闭时间并不一致。

社会保障和养老服务面临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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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刻影响，在社会保障和养老服务方面，有哪些具体影响？

彭希哲：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的社会保障和养老服务都带来巨大压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我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相对不健全的情况下发生的。我国目前的养老保障制度是1990年代中期才开始建立的，至今不到30年的时间，从制度建立到逐渐完善的过程中，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巨大挑战。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有70多年，甚至更长的历史，制度经历了深化完善的过程。相对而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压力会更大。多支柱的养老保障制度特别是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养老金的长期平衡与可持续发展是我国未来较长时期内面临的主要挑战，也是实现老有所养的难点所在。

第二，养老服务需求大，服务保障体系亟待完善。我国养老服务业处在发展初期阶段。传统的养老服务由家庭来承担，随着家庭结构变小，女性社会经济参与度提升，老年人数量结构发生变化，养老服务需求不断提高，单靠家庭已经无法为老年人提供必需的养老服务，社会化养老服务亟待全面介入。尤其是在“长寿不健康”的背景下，老年人口失能失智风险较高，会形成规模庞大的失能失智老年人群体。老年人口的长期照护问题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长期面临的难点和焦点问题。

第三，医疗保障制度受到影响。人口老龄化进程将进一步推动国民整体健康状况和疾病谱的变化。研究表明，在医疗服务价格不变的条件下，人口老龄化会导致整体医疗费用负担不断递增；伴随着医学和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老年人医疗费用也将可能大幅度增长，人口老龄化将给医疗保险制度的持续稳健运行带来巨大挑战。因此，全力推进健康老龄化战略、花大力气构建新的公共卫生模式，显得格外紧迫。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养老服务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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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时有哪些优势？

彭希哲：一方面，中国有着比较明显的制度优势，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中国政府具备强大的组织协调能力，能够调动各方面资源，制定和落实中长期发展规划。比如，国有资产划转社保基金，政府布局养老事业、购买养老服务等，这是其他先期进入老龄化的国家无法相比的。因此，中国具备选择和发展符合具体国情的老年福利和保障体制的有利条件。

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的退休年龄相对来说比较早，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在延迟退休方面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目前，我国实际的平均退休年龄不到55岁，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超过60岁，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都是男女同龄到65岁退休。因此，加快实施延长退休年龄改革，实行灵活退休制度，增加养老金的缴费供给，减少养老金支出，促进养老金长期平衡，这一制度改革空间也比西方发达国家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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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善社保体系和提供养老服务方面，您有何建议？

彭希哲：在社会保障方面，要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原则，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做好养老保险基金的中长期规划，促进养老金三大支柱协调发展，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财富基础。另外，不同地区老龄化程度存在差异，国家要做好统筹协调，加快推进养老金全国统筹。

在提供养老服务方面，作为家庭养老的有效补充，社会养老应当快速发展，迫切需要建立社会化的长期照护体系，包括长期照护服务的供给和资金的筹措。此外，要加快建立应对老年人失能失智风险的制度建设；尽快形成长期护理保险综合性评估，推动建立正式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体系。同时，中央一定程度上加大转移支付和统筹，实现地区间、城乡间老年群体享受到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基本相对应、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均等的养老服务。

构建“全生命周期”概念

以整体动态视角思考战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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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未来该如何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

彭希哲：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国家战略，但经常被片面理解为，给老年人提供更好公共服务的战略，两者并不相同。应对人口老龄化，要从国家发展和宏观治理的角度分析。

第一，将“整体性治理”模式植入公共管理和政策体系。老龄化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对其干预绝不能仅仅是局部的、静态的政策调节或调整，需要转变思路、更新理念，从整体、动态的视角来思考战略布局和政策实施。

第二，构建“全生命周期”概念。老龄只是个体生命周期的一个阶段，满足老年人口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整个社会共同应对老龄化面临的挑战是两个紧密相关的层面。应对人口老龄化不是一种应急策略，必须考虑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将短期目标和中长期发展战略结合起来。个人也应该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为自己和家庭应对老年时期可能面临的经济和健康等风险早做准备。

第三，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环境。老年人要公平地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也要能积极参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老年人口不应该被视为社会的负担，而应当作为人力资源的一种，不应产生对人口老龄化过度悲观的态度。同时，明确老年人口全面持久地参与社会发展并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制度和法律保证，尽可能地充分发掘利用老年人口中蕴藏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实现代际和谐与平等。终身学习系统的建立和完善、就业政策和社会参与环境的改进，都应当成为应对老龄化的重要途径。

第四，完善有效的家庭政策，提高家庭发挥养老功能的能力。尽管政府和市场等将不可避免地承担越来越大的养老责任，但任何社会养老政策都无法完全取代家庭的价值与功能。需要通过可行的家庭政策（包括经济激励和道德引导）给予家庭有效引导与必要支持，切实发挥家庭在社会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传承、社会风险化解、抚育儿童赡养老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