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的讲话成为中国社交媒体的热点。杨洁篪在中美阿拉斯加“2+2”高层会晤上告诉美国官员，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即使当前中美之间紧张关系持续加剧，此番表态也是异常严厉的，尤其考虑到杨洁篪是主管中国外交的最高级别官员。杨洁篪发言的背景也值得注意，这是拜登入主白宫后中美首次高级别外交会议。因此，外界将杨洁篪的发言理解为中国对拜登政府的警告。

在中国国内，杨洁篪的话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引起许多中国人的共鸣——中国终于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国际媒体将杨洁篪的话解读为后疫情时代中国试图成为全球领导者。

杨洁篪的发言反映了中国外交的范式转变。中国认为，大国地位的提升使其有权力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新的角色——这与美国不容置疑的主导地位是无法调和的。中国最初希望拜登政府能够缓和与中国的紧张关系，但这一希望已经破灭。相反，中国认为拜登政府试图孤立中国，这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

北京这种新的自信并不意味着它将在每一个领域挑战华盛顿。中国拒绝美国在一些问题上的领导地位，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把中美竞争限制在它认为有优势的领域，如应对新冠疫情、减贫、贸易、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支付和5G技术等。然而，从整体上看，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将以更大决心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将有力反击任何遏制自己的企图。

中国的双重身份

中国习惯称呼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在过去意味着中国的能力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如今，这意味着中国的实力仅次于美国。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中国的成功和美国的失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疫情大流行期间，中国是所有大国中遭受损失最小的国家，也是唯一在过去一年中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到2020年底，中国GDP已达到美国GDP的71%，高于2019年的66%。而且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有信心在未来十年内继续缩小中美经济差距。在他们眼里，中国已经走过了“站起来”和“富起来”的阶段，现在到了“强起来”的阶段。以美国为首的单极秩序正在逐渐消失，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加速了这一秩序的消亡，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以中美为核心的多极秩序。

几年前，中国还对百年大变局抱有乐观态度，憧憬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特朗普时代中美关系的动荡，特别是华盛顿在2017年决定给中国贴上“战略竞争者”的标签，影响了中国官员的乐观情绪。中国政府在“十四五规划”采用了更加冷静的语气，列出了技术和发展领域的机会，同时警告“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将为不稳定推波助澜。然而，在北京眼中，底线仍然没有变化：中国已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可以与其他大国平起平坐。

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仍有其局限性，尽管已是一个大国，但中国也认为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考虑到其人均GDP仍然远远落后于发达经济体，这样认为是正确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2020年的人均GDP只有10484美元，日本是40146美元，德国是45733美元，美国是63416美元。“发展中国家”的标签也是为了表明北京的地缘政治取向：即使中国在经济上赶上了西方，中国仍将坚定地留在发展中国家行列——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8年所说的，中国将“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大家庭”。

中国限制竞争领域

这种双重身份将影响中国后疫情时代外交政策的各个方面。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仍然缺乏一个真正的世界领袖所需的资源，没有承担全球责任，特别是在军事领域。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会跟随美国的步伐。在某些问题上，中美竞争不可避免。

以意识形态竞争为例。一方面，中国急于避免将与西方的关系定格为一场新冷战。中国领导人认为，苏联式的意识形态扩张主义可能会引发反弹，从而阻碍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而且他们并不寄望自己的意识形态能像西方自由主义那样传播到世界各地——他们强调中国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中国家，暗示其他国家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其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

另一方面，中国将努力塑造一个有利于其崛起的意识形态环境，反击西方价值观。例如，美国从选举政治和个人表达的角度来定义民主和自由，而中国则从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定义民主与自由。华盛顿应该接受这些意见分歧，而不是试图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

同样的信念将激励中国在后疫情时代的外交战略。与西方的普遍看法相反，中国实际上并没有拒绝多边规则和多边机构，中国只是不接受美国在未与中国协商的情况下制定规则。中国的目标是让国际准则建立在包容性多边主义之上。这就是中国政府与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多边论坛的真实想法，比如中国与非洲、阿拉伯、拉丁美洲、太平洋岛屿和东南亚国家分别建立合作论坛。

同时，中国希望得到其他大国基于平等和相互尊重之上的对待，中国强硬的报复性制裁战略就说明了这一点。当特朗普政府因一些香港立法会议员被取消资格而对14名中国高级官员实施制裁时，中国对28名美国官员进行了对等性制裁，其中包括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同样，北京也迅速对英国和欧盟就新疆问题的制裁进行了报复。中国政府认为任何制裁或批评都是对其内部事务的干涉。

中国的经济政策也在发生变化。新冠大流行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美国试图与中国进行经济脱钩。中国政府认为，保护主义、世界经济放缓和全球市场萎缩的负面影响将超过这场全球大流行疾病。因此，2020年5月，中国宣布了新的“双循环”战略，旨在减少对外国市场的依赖，做强中国庞大的内部市场，建立强大的国内供应、分配和消费链，从而减少中国在面对外部压力时的经济脆弱性，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压力。科技将成为“双循环”战略的中心，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中国政府希望由此产生的国内繁荣将改善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并助力世界经济复苏。

北京还将寻求减少美国金融制裁的影响，包括在外贸和对外投资领域促进人民币国际化。2020年，中国开始在少数几个大城市试点数字人民币，这种创新有朝一日可以让中国及其商业伙伴在受美国控制的SWIFT系统之外进行货币交易。SWIFT是美国重要的地缘政治杠杆。

当然，中国不会完全向内转，中国还会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不过“一带一路”倡议在新冠疫情期间进展缓慢。“双循环”战略将国内市场而非全球市场作为中国的重点，因此，今后的“一带一路”项目将更多地基于市场需求而非政治考虑。中国还将继续寻求与其他国家的技术合作，前提是这些国家能够顶住美国的压力。

相比之下，中国的军事战略在后疫情时代基本保持不变。北京试图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变成一支世界级的战斗力量，随时为战争做好准备，强调质量而不是数量，强调网络战能力而不是常规能力，强调基于人工智能的武器系统而不是单兵作战能力。然而，解放军的任务仍将是威慑，而不是对外扩张。中国2021年的军事预算，尽管比其他大国要多，但还不到美国国防开支的三分之一。除了这种预算差距，中国军队还缺乏实战经验。因此，北京对直接的军事冲突保持警惕，并将继续拒绝军事联盟，因为这可能会把它拖入一场不必要的战争。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一直避免让南海和中印边境冲突升级为战争。

良性竞争

最初，拜登的胜选在中国政府内部和媒体中引发了乐观情绪，他们判断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会进行根本性的反思。但这种乐观情绪很快就消失了。拜登迄今为止的对华政策在许多方面延续了特朗普的对抗性做法。因此，未来中美关系的紧张或竞争程度不太可能比特朗普时代低。

拜登政府尝试采取排他性多边主义，试图在技术和人权等方面组建联盟与中国形成对抗或竞争，这在未来几年内必将成为中美关系紧张的根源。中国认为这是对其政治安全最严重的外部威胁，也是其民族复兴的最大障碍。以美国为首的反华技术联盟是中国实现技术优势道路上的障碍，而类似的意识形态联盟将鼓励香港、台湾、西藏和新疆的分裂分子。两者都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无法做出让步。

为了对抗美国组建这种联盟的企图，北京已经开始加强其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就在中美高级外交官在阿拉斯加峰会上发生公开冲突的几周内，北京开始了广泛的外交活动：国防部长魏凤和访问了巴尔干地区；外交部长王毅访问了中东地区，还与伊朗签署了为期25年的战略合作协议，并承诺向伊朗提供4000亿美元的中国投资。

在国内，中国接待了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韩国的外交部长，并与俄罗斯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中俄声明一反传统，省去了通常会有的中俄合作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承诺。在未来几年，莫斯科可能会成为北京的重要合作伙伴，反对人权问题政治化，促进民主替代模式和非意识形态的多边主义。习近平还给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传话，表示愿意进一步巩固中朝关系。

中国决心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仍然希望能将中美紧张关系限制在经济领域，避免升级为军事冲突。然而，台湾海峡发生冲突的风险正在增加。中国政府最近制定的“十四五规划”重申了其对追求台海和平与繁荣的承诺。长期以来，这一政策防止了中美围绕台海发生战争的潜在风险。虽然中国至今没有放弃和平统一的原则，但如果台湾宣布独立，中国就可能不得不放弃和平统一的承诺。其他国家越是支持台湾独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越是要进行军事演习来威慑台湾。同时，中国希望与美国达成默契，即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是中美共同利益。

这并不是说中美合作是不可能的。中国已表示愿意在改革全球治理制度、帮助全球经济复苏，以及与美国合作应对跨国挑战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已经与美国总统气候变化事务特使约翰·克里会面。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国不反对拜登政府重新启动2015年伊朗核协议；美国和中国的外交官已开始讨论双方相互承认新冠疫苗接种的方案，以便于海外旅行。同时，中国对在2020年签署的中美贸易谈判第一阶段协议的基础上谈判持开放态度。一些美国官员，如农业部长汤·维尔萨克也指出中国已兑现了协议承诺。

中美双方最好还是把竞争看成是一场赛跑，而不是一场拳击比赛：双方都希望领先，但都无意毁灭或永久性改变对方。2019年，库尔特·坎贝尔（拜登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最高级别官员）和杰克·沙利文（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也这样认为。他们写道：“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基本错误是假定它能给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和外交政策带来根本性的变化。一个较为现实的目标是寻求在有利于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条件下，建立一个明确的、共存的稳定状态。”

这一观点与王毅的讲话相差不大，即中美双方应在“既提升自我，又照亮对方，而不是相互攻击、零和博弈”的基础上进行“良性竞争”。如果中美都不打算征服对方，他们的竞争虽然仍将是激烈的，但会比20世纪的美苏大国竞争温和。

新战场

这种竞争在实践中将如何进行？首先，它将在新的战场上展开，特别是数字空间。随着人们越来越依赖数字空间，网络安全将变得比领土安全更重要。数字经济在大国GDP中的份额已经在迅速增长，成为国家财富的重要来源。争夺5G和6G领导权的竞赛将日益形成，就目前而言，中国似乎处于领先地位。截至2021年2月，包括技术巨头华为在内的中国公司占获批5G专利的38%，而美国公司则占17%左右。在其他领域，美国的数字平台仍然领先于中国的同行，就市值而言，美国的数字平台约占全球数字经济的68%，中国公司仅占22%。

同时，国际合作将越来越多地采取特定问题联盟的形式，而不是真正的国际（甚至区域）机构。有时，中美可能加入一些相同的俱乐部：例如，当涉及网络武器的不扩散和某些类型的人工智能工具时。从长远来看，这些数字超级大国甚至可以在引入和执行一些国际税收法规方面有共同的利益，以保护自己的公司不被其他国家过度征税。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和美国将建立敌对的俱乐部，其他国家将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加入哪个俱乐部，这取决于哪种安排最符合其国家利益。大多数政府将欢迎这一趋势，他们已经采取对冲策略，避免在两个大国之间选边站。

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外交政策

当然，以俱乐部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会带来复杂性：一个国家如果分别加入了一些由美国领导的联盟和一些由中国领导的联盟，那么对中美来说它都不会是一个太值得信赖的伙伴。同一联盟的成员可能会相互惩罚，因为他们在加入同一联盟的同时也可能加入了不同联盟，并因此需要采取其他联盟所规定的行为，这种同一联盟内成员间相互惩罚可能会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例如，澳大利亚和中国都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成员，但最近关于人权的争议导致澳大利亚取消了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协议，而中国的反应是暂停了两国之间的经济对话。同样，东欧国家经常对中国外交官说，他们的欧盟成员国身份迫使他们在政治问题上与中国站在对立面。然而，这些国家却冒着违反欧盟法规的风险，与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和技术方面进行合作，理由是它们参加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

这种冲突可能会加剧政治不稳定，并加速未来十年的反全球化趋势，但这比分裂的强硬地缘政治集团更可取。对单个国家来说，只要它仍然同时是两边俱乐部的成员，那么只与一方结盟就不符合其利益。这种两极格局会造成一些紧张，但总的来说，它比全面的、冷战式的竞争要安全得多。

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外交政策刚刚开始形成。中国政府遵循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总是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和国外情况调整政策。未来也不例外。然而，这些调整的背景将是一个彻底改变的全球格局，在这个格局中，美国的单边决定及其领导的各种联盟和特定问题联盟将不再像以前那样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