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结束，拜登当选为美国总统似乎已无悬念，民主党时隔四年再次入主白宫，标志着美国政治步入新阶段。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美国政治中特朗普现象“不可预测性”将告一段落，但是特朗普获得7100万选票表明，民粹主义和“美国优先”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将继续影响美国内外政策；二是美国对外单边主义和“退群”行为会有所收敛，多边主义和国际组织作用可能上升，但美国想重新领导“自由世界”并非易事；三是中美关系出现恢复对话、重新评估的空间，但两国战略竞争关系已经坐实，不可能回到从前合作竞争共存、合作占主流的局面。

美国新政府上台后，两国有可能伸出双手共同托住两国关系的“自由落体”，并通过对话寻求摆脱困境的办法吗？答案是谨慎肯定。“停止按钮”确实触手可及，但能否摆脱战略恶性竞争需要走一步看一步。中美作为霸权国家和新兴国家不是命中注定就有一战。中美有足够智慧在几十年合作共赢基础上，结合国际格局新变化重新认识对方、认识世界，制定双方都能接受的“游戏规则和行为框架”以指导两国关系。关键是按下“停止按钮”、开启对话空间后怎么做才能制止两国关系的“自由落体”。 

第一，需要停止奢谈“冷战”或者“热战”，尽力为两国关系的紧张状态降温。美国“两院一府”和一些重要智库意识形态浓厚的冷战式讲话这两年持续不断，严重恶化了两国关系的生态环境，误导了社会和民众。

目前，对中美关系有两个偏激解读。一是过分乐观，认为中美关系恶化前所未有，但依然是“两国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因为两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高，又有“确保相互摧毁”的核威慑（MAD），不可能发生全面冲突和战争；二是过度悲观，认为如今中美关系与1914年前英德关系从架构和驱动因素看都惊人相近，战争恐怕难以避免。

这两种观点各持一词，争论不休，却从根本上忽视了中美关系这几十年在全球化背景下稳步发展带来的启示。

中美不是一战前的英德，也不是冷战期间的美苏，21世纪国际格局与20世纪初不可同日而语。中美在过去40年可以根据局势变化找到战略利益契合点，并就此开展合作，现在依然存在合作空间和契合点。两国全面对抗和战争的灾难性后果显然易见，谁也不愿意走进“死胡同”。

还有，中美只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当今世界已从“美国的世界”演变成“各国的世界”，全球治理也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虽然美国竭力以意识形态划线，把中美关系描述成“民主”与“非民主”、“善良”与“邪恶”之争，然而许多国家并不赞同也不愿站队。最近基辛格博士、法国总统和新加坡总理的讲话都明确表达了这层意思，呼吁中美保持清醒。前几天内效俭大使与我对话时同样不赞成类似说法。

著名学者罗伯特·卡根和欧逸文（Evan Osnos）说，如果不加管控，美中有可能步一战前英德后尘，“梦游”式地进入战争。中美绝不能容许“梦游”，世界其他国家也在高度关注中美下阶段互动。

第二，两国需要抓住即将出现的恢复对话空间，着手为对话做准备，以期从中寻找缓和双边关系、开展有规则竞争和适度合作的契机。

从拜登外交班子人选和美国政治现实看，中美战略竞争关系难以逆转，意识形态之争可能升级。库尔特·坎贝尔和杰克·苏利文2019年在《外交事务》撰文称，“中国最终对美国的意识形态挑战将超过前苏联”。

中美战略竞争需要与意识形态脱钩，需要建立有序竞争的规则和框架，这是问题的关键，也是今后可能恢复的中美战略对话的核心议题。而以规则为基础的有序竞争，其要点是双方需要接受世界秩序正在被重新塑造的现实。如今的世界不可能回到单极，只会朝着多极的方向加速发展。“分享和共同”是关键词。

从现实看，近期内中美恢复战略对话时机尚不成熟，但是新政府上台后，在双方共同关切的若干领域先接触对话，并尽可能同步采取一些建立信任措施，还是有可能的。

似可考虑先从防控新冠疫情、经济贸易、金融、网络、危机管控等领域着手。

一、新冠疫情短期内难以消灭，拜登已经把应对新冠疫情作为上任后首要工作，双方就疫苗和疫情防控进行合作有较大空间。两国还需要就新冠疫情后世界经济复苏的思路和路径尽早商谈，做好政策储备。

二、两国供应链由于美国对华战略变化和新冠疫情冲击需要进行调整，但两国贸易和经济合作事关共同利益和百姓日常生活，需要尽早恢复正常。至于是否继续落实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然后开始第二阶段谈判，还是重新谈判双边贸易问题，可以顺其自然。同时就WTO改革等涉及全球贸易体系的问题进行协商，以修复该体系。

三、金融对话有基础也有需要。两国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期间合作抗击危机的“同舟共济”精神至今历历在目。对话可侧重两方面：一是日益积累的全球金融风险。G20国家已经注入17万亿美元流动性，其中美联储就达4万亿美元，加上美国财政刺激3万亿。美元贬值和资本市场大起大落在所难免。如何防范新金融危机，缩短世界经济谷底运行时间是共同难题。中美作为两大经济体应再度携手，推动G20再次发挥“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领导作用。二是中国金融市场稳步开放与美国资本大量涌入的磨合和风险管控，需要两国央行和金融机构进行仔细推演研究。

四、网络安全事关两国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中美就网络安全问题进行对话具有紧迫性和实际意义，内容可以包括制定可操作的规则防止网络攻击、确定何种网络攻击构成战争行为门槛、建立全球网络治理规则和治理体系、建立网络合作和危机管控平台就两国网络空间已经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沟通。

五、军事冲突管控危机机制细化更新。在网络技术日新月异、两国关系持续下滑、军事紧张局势上升的情况下，如何防止在南海、台海、朝鲜半岛、东海等地擦枪走火，以及一旦出现摩擦或冲突如何防止冲突升级为危机，需要有常态化、可操作的军队和外交两条线的危机管控工作机制，还要重新确认高层热线沟通机制的畅通。

第三，中美都需要集中精力解决各自的国内问题。中国正在制定“十四五”国民经济规划和前瞻性的2035经济发展设想，提出“双循环”经济新发展思想、新发展格局，以促进经济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美国国内问题重重叠加，如民粹主义泛滥、身份政治流行、贫富差距和不平等现象严重、种族矛盾激化、经济持续下滑。要解决好国内问题不仅需要自身艰苦努力，也离不开双方一定程度的合作以构建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

历史告诉我们，中美和则世界和、中美斗则世界乱。这次处理疫情已经引出中美两种经济发展思路和政治制度的比较，未来经济发展好坏还会加深这一现象，美英等国学者和百姓为此开始质疑西方“民主制度”的有效性。中国完全无意展开任何形式的意识形态竞争，疫情政治化、经济政治化都不可取。中国主张各国根据本国国情采取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中美都需要找到符合自身发展规律的经济转型思想和落实路径。唯有两国相互包容、加强合作才能互补、互利、共赢。

第四，在全球治理体系日益碎片化和“无政府化”期间，重拾“中美共治”显然不现实也不可能，但是两国体量大且影响力强，增加互信与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在处理国际事务、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发挥表率作用，并与欧洲和其他国家积极携手合作至关重要。人类的未来是共同的，是可以相互塑造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

（何亚非，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及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原文标题《大选后中美关系调整的空间与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