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从阿富汗撤军在决策和实施过程中出现情报失误，使其对撤军未完成之际塔利班取得全面胜利和阿富汗政府随之崩溃缺乏准备，导致美国在内政外交上极为被动。此次情报失误贯穿情报收集、分析评估和利用各环节。例如，始于特朗普政府的大规模撤军削弱了美国在阿富汗的情报收集能力。在情报利用环节，拜登自诩外事经验丰富，并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参与过阿富汗事务决策，为了快速撤军，忽视了相关情报评估中包含的战略预警。

从拜登政府高层的公开表态可以发现，此次情报失误的一个重要方面发生在决策前的分析评估环节，美方对撤军后阿富汗军事安全态势——尤其是战场形势的变化缺乏把握。一方面，美国加速撤军表明美国决策者对阿富汗政府失去信心，认为塔利班的最终胜利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在撤军规划和实施中，美国决策者和部分情报机构对撤军期间阿富汗军事安全态势做出误判，认为在快速撤军期间和之后一段时间内，塔利班难以速胜，美国撤军风险可控。上述判断已经被形势发展所完全推翻。本文将从战略研究的视角出发，梳理美国撤军之际阿富汗军事安全态势的主要影响因素，总结美国误判形势的经验教训。

一、阿富汗军事安全态势的主要影响因素 

分析美国撤军期间阿富汗军事安全态势，需要关注双方政权与武装力量的关注、兵力与装备对比、武装力量组织和人员素质，以及作战样式和对新的作战环境的适应能力。

美国对阿军事形势误判涉及的第一个因素是阿富汗政府和军队的关系。政府与军队的关系是双向的，军队完成政府赋予的任务，但政府也要组织领导军队，并提供支援保障。正规军的优势源于中央政府不仅能够有效掌控和运用武装力量，而且能够提供有力的政治保障和人力物力等多方面的支持。然而，阿富汗政府自身的政治和治理缺陷，使其不仅无法有效动员社会为武装力量提供支持，而且还因此依赖和拖累武装力量。美国撤军的加速实施进一步削弱了阿富汗政府。阿国内各方预判美军撤退后中央政府将瓦解，因而立场进一步摇摆，从而增加了政府动员社会支持军队的难度。另一方面，塔利班注重政治动员，强调组织凝聚力，并通过多种手段在阿富汗内外筹措资源，为其武装力量提供了必要的人力和物力支持。

第二个因素是如何评估阿富汗政府军和塔利班武装之间的兵力和装备对比。拜登政府高层所描述的阿富汗政府军在总体兵力和装备上占有优势并不准确。从兵力上来看，阿政府军35万人是满员数，且其中包括正规军和警察部队。但由于腐败和管理问题，事实上阿富汗政府军远未满员。多数评估认为，2021年上半年，阿富汗正规军兵力应为18万人，警察应为10万人。同时，政府军包括后方机关，并且很多部队要承担守备等任务。因此，政府军一线兵力大致在9万人左右，而且分散部署。拜登政府公开引用的塔利班7.5万人的兵力数字则属于核心战斗人员，即主力部队。相关评估认为，塔利班的兵力还包括9万人左右的地方民兵，以及数万人的支援保障人员。可见，在一线兵力对比上，政府军并无明显优势。

在装备和技术水平方面，拜登本人关于阿富汗政府军已经是一支现代军队、甚至和其他国家军队没有区别的表述，也容易引发误解。阿富汗政府军在装备上主要依靠美欧的援助，但出于控制成本，以及不信任和防范等多重考虑，美欧并未向阿富汗政府军提供任何现役先进主战装备。阿富汗空军的军用飞机以通用直升机为主，辅以少量俄制武装直升机，以及设计用于执法和反叛乱的A-29型螺旋桨轻型攻击机，实际上未装备任何第四代战斗机。阿富汗陆军主战装备也以老旧装甲运输车和牵引式火炮为主，例如为美军主要用来装备宪兵、用于治安的M-1117轮式装甲车，缺乏先进坦克、步兵战车和自行火炮；轻武器也以苏制和北约旧式枪械为主。因此，阿富汗政府军不仅未实现信息化，而且装备水平远未达到先进和中等国家军队水平，缺乏精确打击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在轻武器上，塔利班与政府军不存在明显差距，尤其是近年来塔利班通过外援、战场缴获、黑市购买等方式，不断提升轻武器的质量。在重武器上，虽然政府军能够保持数量上的优势，但其重武器有限的性能、政府军的人员素质，以及塔利班的灵活战术，都制约了这些优势的发挥。

第三，在组织结构和人员素质上，政府军同样不具备现代军队的优势。阿富汗政府的缺陷抵消了此前美欧军队对政府军官兵训练可能带来的优势。由于指挥领导薄弱和管理保障混乱，多数政府军部队士气低落，军心涣散。高级军官周旋于中央政府、地方力量和塔利班之间。政府军依托据点长期分散守备，更弱化了指挥控制，导致部队缺乏凝聚力，催生了和塔利班的“共存”。在战场上，只有兵力约一万余人的政府军特种部队具有较强战斗力，但无法应对塔利班的全面攻势。相比之下，塔利班虽长期处于弱势，但向来重视提高内部凝聚力，近年来注重改进军事训练，提高人员军事素质，能够组建和指挥规模更大的作战单位遂行相对正规的作战任务，并重视狙击手的选拔和训练，还组建装备精良的突击队和特种部队，用于重要方向。

第四，阿富汗政府军的短板和缺陷使其在战场上难以独当一面，只能依赖美军对作战行动的主导。只要美军在阿富汗展开作战行动，即使地面部队直接参战人数有限，也会得到整个美国军事体系的支撑，包括情报体系、空中力量、后勤保障，以及技术研发等。在美军承担战前谋划、指挥控制、空中掩护、火力打击和特种作战等环节的条件下，阿富汗政府军主要承担较为简单的任务，如巡逻警戒和对小股武装的大规模清剿等。由于阿富汗军队短期内不能弥补自身短板和缺陷，美军的快速撤退对其战斗力可谓釜底抽薪：阿政府军不仅无法获得美军作战体系的支持，而且脱离美国的后勤保障，其作战飞机等主战装备也难以正常使用。

最后，由于塔利班掌握了主动权，阿富汗战场上并未出现政府军和塔利班武装之间的大规模战役和主力决战。拜登政府4月宣布撤军时间表后，塔利班一方面不攻击外国军队，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政府军弱点，分阶段展开攻势。从5月到7月，塔利班在军事上主要攻击政府军分散据点，切断交通要道，控制边境，占领大部分国土，对主要城市形成包围；在政治上则借助美国撤军的趋势和对阿富汗政府与军队的长期渗透，以及不断取得的战场胜利，施压、策反和瓦解政府军。在这一阶段，塔利班以有限的代价，逐步掌握战略主动权，为8月的速胜打下基础。7月以来，美国继续加速撤军，尤其是撤离巴格拉姆空军基地使美军的战区空中优势锐减。由于美国撤军已不可逆转，阿富汗政府大势已去，包括高官和军队在内的阿富汗各派力量寻求自保，政府军抵抗塔利班的政治社会基础几近消失。塔利班趁机加大政治攻势，并且在军事上采用非正规作战、运动战和小规模攻坚战相结合，通过施加政治军事压力，彻底瓦解多数阿富汗政府军斗志，迅速夺占省会城市和首都。

二、评估的经验教训

在对阿富汗撤军的军事安全态势评估中，拜登政府运用发达国家军力平衡的评估框架去把握阿富汗政府军和塔利班武装之间的力量对比，而且以有限的力量指标对比来驱动对复杂战场环境的动态评估，忽视了大背景对军事行动的影响，以及不同类型武装力量在特定战区中的总体表现和绩效，未能敏锐把握美军的去留对阿富汗战场态势的深刻影响。这些失误折射出拜登政府过度简化的战争观念和思维定势。

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事历时二十年之久，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等战略与安全智库也培养了一批专攻阿富汗军事安全态势和非正规武装力量研究的研究团队，很多“旋转门”专家都亲历阿富汗战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参联会主席米利都是在21世纪反恐和反叛乱作战中脱颖而出的将领。然而，在政府重大战略决策过程中，相关专家意见和研究成果不一定能够产生相应的影响。拜登政府强调外交政策的非军事化，在决策过程中强化国安会和国务院的作用，拜登本人又把从阿撤军视为第一年执政的重大目标，国防部所持保留意见的影响因此受限。核心决策者的信念和知识结构对最终判断和决策的影响更为突出。

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团队不乏专业人士，其中很多人在战略领域亦具有较为丰富的阅历，但涉及战争相关问题时仍有短板。实践中遇到问题需要快速思考和反应时，决策者和分析人员的知识结构十分重要。美国战略界一部分人的知识结构主要源于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在美国被视为政治学分支的国际关系学科（包括其衍生出的安全研究），在议程上、导向上和方法上都已形成某些特定偏好。而跨学科的战争与战略研究、操作层面的动态研究——尤其是关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多样化历史经验的战争史研究，却在美国日益边缘化。美国战略学家默里指出，美国学界严重忽视战争研究，在聚焦“冲突解决”的学术平台方兴未艾之际，能够进行外交史与战略史，甚至安全与战略教学研究的美国大学却已屈指可数。在讨论和应对战争和战略问题时，多数人更熟悉相对简化、条块分割的静态评估。为了弥补简化和静态评估的缺陷，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一部分战略决策者和研究人员力推跨越不同学科领域、重视历史经验教训总结、关注长期和非对称因素的净评估，但这股力量在美国学界的影响依然较为有限。

中国周边存在包括阿富汗战事在内的多种类型的战争冲突和潜在风险。预警、防范、评估和应对这些冲突和风险是国家安全交叉学科建设和战略人才培养的重点领域。借鉴主要大国不同时期认知和评估战争与冲突的经验教训，我们应在发挥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等相关社会科学学科支撑作用的同时，加强历史等基础研究，尤其是对近现代战争史上的总体战争、局部战争和非正规战争的研究，弥补战略研究者和实践者的知识短板，构建复合且灵活的分析框架，对重大风险领域展开长期净评估。

（李晨，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