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是一个在西欧国家崛起、对外殖民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自我认同概念，在西欧国家相对衰落的过程中最终形成，并成为西方国家参与国际政治和相关事务中的一个重要身份标签。西方在恐怖主义和反恐怖问题上有很多共性，重视宗教因素，随着国际地位和危险程度不断调整，但相互之间也有很大差异。由于欧美之间的权力转移，以及双方在地理、地缘等方面的差异，在恐怖主义问题上的差异也逐渐增加。在西方国际主导地位面临冲击、西方认同面临内部挑战的情况下，西方在这一问题的差异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自西欧国家崛起、西方概念产生以来，暴力恐怖主义及其相关概念，就是西方世界中的一个重要议题。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恐怖袭击案发生以后，恐怖主义更成为西方安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学科。恐怖主义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应对方式，与西方自身的发展演变、国际地位和国内社会政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并在美欧之间形成明显的差异。观察西方视角中的恐怖主义与反恐怖问题，也要从观察西方以及西方在概念和现实中的演变开始。

西方概念与西方的兴衰

西方概念是在西欧国家崛起过程中自我发现的。本来，西欧国家经常是相互敌对或竞争的，并无统一身份。西欧国家率先崛起以后，在被征服者面前发现了自己的“基督教”、科技发达和白人等共同特征，并以此把自己定义为“文明世界”，为自己的对外征服和殖民提供合法性。但随着西欧国家逐渐完成了殖民主义征服过程，征服对象的缺失也使得西欧国家间的身份认同被削弱了。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只指西欧，尤其是英国和法国，美国人并不认为自己是“西方”的一员，而是坚信美国例外。[1]由于西欧国家在当时处于世界政治的顶端，每个国家的最大对手和威胁是自己的邻居。这样一来，宗教、种族和政治制度等“西方”三要素，并没有构成防止民族国家体系下的国际政治斗争的防洪堤。由于西欧国家之上再无有效的国际政治约束和规则，无政府状态使得西欧国家无力阻止自己陷入大国政治的悲剧，最终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体系，产生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新秩序，事实上也摧毁了西方中心的世界秩序。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和广大中立国家的存在，使得“西方”反而获得了摆脱内部斗争的机会。由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在宗教和种族方面与美欧国家并无本质性区别，美欧国家就用政治意识形态来定义“西方”。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从一个地理、文化和种族概念，变成了一个国际政治概念，并最终变成了一种新的国际身份。

简而言之，西方是在西方世界由盛转衰以后，从绝对优势向相对优势转型过程之中，与其他国际政治势力斗争和竞争过程之中形成的一种新身份。西方在地理上主要指北美、西欧、北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文化上主要指古希腊科学体系、罗马法体系和基督教传统，在政治上主要指世俗民主、自由、平等理念及其实践，在经济上主要指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在实践中，西方身份往往指富裕、生活优越、言论自由、更高的地位以及在世界范围内旅行和生活的很多优待与特权，经常被视为秩序、发达、繁荣和文明的代名词。

西方是在挑战与竞争中产生的，现在又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在国际政治舞台中，西方曾经拥有的相对优势，包括经济、军事和政治，不断被挑战、被削弱。这不仅带来西方影响力的下降，也导致西方民众优越感和幸福感被相对剥夺；另一方面，西方内部对西方的共识发生动摇。西方曾经从殖民主义时代的宗教西方和种族西方，发展到二战后的价值观西方，基本上可以延续宗教文化、种族群体和政治制度的一致性，即宗教西方、种族西方和政治西方的三位一体。

但现在，这些重要的因素都在发生变化：一方面，在国际政治领域，政治西方的共同敌人苏联消失，自身存在的必要性也有所下降；另一方面，政治西方在内部面临不同宗教和种族群体的挑战。这样一来，西方世界在西方的定义，以及宗教西方、种族西方与政治西方的关系上，出现了新矛盾。在美国和西欧，反政治西方的基本精神、崇尚宗教和种族西方概念的极右翼群体和民粹主义群体，与坚持政治西方精神、淡化宗教和种族西方概念的左翼群体之间发生了剧烈冲撞。例如，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本应欢迎新移民，但美国民众对外来移民的态度越来越消极。1965年，希望减少移民的人只占美国人口的33%；1977年占42%；1986年占49%；1990年和1993年占61%。[2]据美国公共宗教研究所2015年进行的第6次年度“美国价值观调查”，大多数美国白人受访者（57%）认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正在向坏的方面转变；而大多数非裔美国人（60%）和西班牙裔美国人（54%）受访者则持完全相反的态度。[3]这使得美国政治中的种族和宗教认同因素的重要性不断上升。这不仅是对西方利益群体的挑战，也是对西方这一身份的挑战，同时对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产生了深刻影响。

恐怖主义议题在西方视野中的共性

西方世界共享的宗教、种族和政治要素，使得西方各国在恐怖主义问题上，从一开始就有很多共性。

一是西方国家都承认宗教在恐怖主义问题中的重要性。事实上，西方世界对恐怖主义的认识，从一开始就与宗教相关联。西方世界倾向于认为，“宗教是最血腥的冲突的根源，所以政治和信仰绝对要分离”。因此，到18世纪，在西方世界，上帝就被世俗自由思想所取代。在暴力领域，西方建立起一种“可以为你的国家而死，但不能为你的宗教而死”的观念。[4]这样，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就取代宗教极端主义，成为冲突和战争的核心理念。很自然地，西方视野中的宗教现代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宗教与政治之间的距离所定义的。在这一视角下，政治与宗教难以区分的一些宗教和国家，就在西方话语中有了某种原罪的地位。在现实中，欧美国家内部穆斯林群体中宗教原教旨主义分子的比例，又显著高于其他宗教群体。进入21世纪以后，穆斯林国家中发生的内战，在世界的内战中又占绝对多数。[5]这使得文明冲突论在西方世界有了很多追随者，导致特定群体和宗教，在西方国家的反恐资源配置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从2015年到2019年9月，西方国家发生的极右恐怖袭击数量增加320%，2018年占恐怖活动总量的17.2%，高于圣战活动的6.8%。[6]极右恐怖活动在美国的表现更加剧烈。2018年，美国有约50人死于国内极端主义者手中；其中98%为极右翼极端分子所为，78%为白人至人主义者所为。[7]但即使如此，美国仍然不愿意在打击右翼暴力恐怖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从“9·11”事件到2019年，美国在反恐怖方面投入2.8万亿美元，约5000亿美元流入国土安全部，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用来应对右翼极端主义威胁。就连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只有20%的特工从事国内侦察工作。[8]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削减了这一部分经费，甚至还不愿意把白人民族主义者描述为一种“逐渐增长的全球威胁”。[9]

二是西方对恐怖主义问题的认知不断深化。西方的安全威胁认知虽然看似有区别，但其实相互之间有很大的共通性：都是在自身相对衰落的情况下，对未来前途和命运的忧虑与恐慌。在此基础上，西方各党各派，无论是支持自由开放世界的国际机制主义派，还是反对自由开放体系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派，都更加强调国家安全议题。安全包括国家安全和身份安全，成为美欧的最高级别议题，这是在以前难以想象的。[10]

在2008年到2018年间，欧洲认识到网络攻击、周边国家的内战、外部势力干涉、不受控制的外来移民、国际机制和秩序的退化等五大威胁，[11]其中有三个与恐怖主义相关联。在美国对安全威胁的认知中，恐怖主义也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9·11”事件以后，恐怖主义和反恐怖曾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占据最重要、最优先的位置，美国还制定了全球反恐怖战略，发动了全球反恐怖战争。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上台以后，虽然在反恐怖战争方面开始收缩，但却强化了本土反恐力度。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在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列出三大类挑战，第三类是跨国威胁组织，包括圣战组织和跨国犯罪组织。[12]虽然看起来美国正不断退出反恐战争，反恐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不断下降。但事实上，美国在外交和国防层面对恐怖主义问题降温的同时，反而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和实践，把反恐及其相关事务，上升到国家认同和政治安全的层面。

三是西方恐怖主义议题的演变过程有相似性、相关性。在19世纪，当无政府主义思想在欧洲蔓延，并催生很多恐怖事件时，这股浪潮也最终通过移民等渠道影响到美国，并导致美国时任总统麦金莱的遇刺身亡。在冷战时期，世界政治的界线主要是围绕着意识形态界线展开的，危害西方尤其是欧洲国家的恐怖主义，主要是源于意识形态冲突。德国的“红军”派、意大利的“红色”旅和法国的“直接行动”，都属于极左型恐怖组织。美国在国际上参与的代理人战争，也往往与意识形态冲突有直接的关联。

进入21世纪以后，尤其“9·11”事件爆发以后，西欧虽然一开始并不太重视反恐事务，但也愿意在国际反恐行动中与美国保持西方阵营的一致性。2004年西班牙马德里火车连环爆炸案和2005年伦敦地铁案，促使西欧国家更加重视反恐事务。2004年的《打击恐怖主义的声明》（DeclarationonCombatingTerrorism），2005年的《欧盟反恐怖战略报告》（EuropeanUnionCounter-TerrorismStrategy），就体现了这一点。2016年，法国和比利时恐怖袭击案以后，欧盟提出“安全联盟”概念，并成立了欧洲反恐怖中心。美国的反恐政策也有较大调整。从2001年到2003年，美国反恐怖政策从后发制人战略发展到先发制人战略。2006年，在伊拉克战场中经受挫折后，美国面临强大的撤军压力。虽然如此，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也不愿意放弃，称“美国正在进行的反恐战争不仅是一场军事斗争，而且是21世纪决定性的意识形态斗争”。[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