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西方国家的国内社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相似的。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的国内社会政策，多数是建立在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基础之上，但在具体操作模式上有差异。英国很早就有政教合作的传统；法国是政教分离；德国则处于英国与法国之间，政治上是政教分离，但在教育和公共福利事务上又政教合作。西欧国家都重视教育和社会政策在国家认同塑造与反恐安全中的重要意义。[14]美国的基本社会政策，与西欧类似。

冷战结束以后，随着意识形态因素在安全领域的影响不断衰退，宗教文化因素在美欧的影响不断上升，并对社会和政治认同形成了新的压力。美国学者因此提出了文明冲突论，欧洲国家也增加了对宗教文化因素的重视程度。进入新世纪以后，英国、法国和德国等都以不同方式承认文化多元主义的失败。越来越多的美国白人担心自己会失去美国，欧洲人则担心自己会被伊斯兰化。[15]西方国家极右势力的上升，进一步恶化了这些国家的族群关系，并反过来为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社会土壤。美欧都有很多人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用客观、中立的方式试述了穆斯林世界的多元、和平状况，以及其自身的一些重要特征。[16]但这种努力在西方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的禁穆令和美墨修墙计划，英国脱欧，以及一些欧洲国家右翼政党的崛起，都使西方在整体上有朝不同方向发展的趋势。

恐怖主义在西方视野中的差异及其原因

西方国家虽然在恐怖主义以及相关安全问题上有很多相似性，但在美国与欧洲之间存在很多差异：首先，西欧国家对恐怖主义问题的认知，比美国更加稳定、更有延续性。其次，西欧国家与美国相比，更视恐怖主义问题为一个内生性威胁，而不是一个外来威胁。再次，西欧国家并不认为恐怖主义能真正威胁国家安全和国家认同，不值得上升到国家战略和政府政策的高度。直到2003年，美国在伊拉克战场正打得如火如荼时，欧洲委员会还称“欧洲正拥有史无前例的繁荣、安全和自由”。最后，与此相应，在反恐方面，西欧国家也更愿意采用情报、警察和社会等综合性手段，而不是军事力量。这些差异，与美欧在国际地位、地缘环境和人口结构的差异有密切关系。

一是国际地位差异是影响美欧恐怖主义认知和反恐政策差异的主要因素。恐怖主义威胁往往是与传统安全问题相对应的，或相互伴生的。地缘政治活动的中心地区，往往也就是恐怖活动的热点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是世界政治的中心，也是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发源地和主要目标。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恐怖专政，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无政府主义浪潮中，再到民族冲突型恐怖主义，多数是以欧洲为中心、或发源于欧洲的。但从19世纪末开始，美国先后在经济、军事和政治方面取代欧洲，成为西方世界的中心和世界霸权国家。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日益深刻介入到中东和南亚地区冲突之中，美国逐渐取代欧洲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首要目标。

国际政治重心从欧洲向美国的转移，也导致美欧之间恐怖主义认知的巨大差异。与西欧国家相比，美国更愿意把恐怖主义和反恐怖问题与地缘政治问题相关联，视恐怖主义为一个国际政治问题。事实上，美国在世界各地的驻军以及大量的存在，也使得美国比欧洲国家更易于受到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基于此，美国倾向于从外部来寻找恐怖主义问题的解决方案。“9·11”事件爆发以后，美国迅速把恐怖主义定义为头号敌人，并首次启用北约盟约第五条“共同防御条款”，动员盟国支持。除此以外，美国还发起了对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

欧洲国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反恐战争，但还是更愿意把反恐问题视为一个政治问题和国内问题。因此，欧洲国家虽然参与了美国领导的阿富汗战略以及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但除了在利比亚军事行动中占据主导地位以外，多数是因同盟义务而被动参与的。并且，除英国以外，多数西欧国家并不愿意在军事行动中发挥积极作用，而更多是同盟义务约束之下的一种政治表态。

二是美欧国家的地理差异，导致两者在反恐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地缘政治偏好。西欧国家长期处于战争与冲突或其阴影之中，而美国则长期远离亚欧大陆这个冲突漩涡。冷战是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垒，但处于前线的却是欧洲，最危险的地区是西欧。这导致冷战结束以后，再危险的恐怖主义威胁，在西欧看来也不能与当年的核战争威胁相提并论。在地理上，欧洲与中东和北非环绕着地中海，基本上可以被视为同一个地理甚至是地缘空间，是几千年人类主战场之一。进入近现代以后，由于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环地中海地区更有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一体化的趋势。冷战时期，欧洲发生很多重大恐怖事件，从“慕尼黑奥运会人质劫持事件”，到“洛克比空难”等，都是受到中东形势的影响。冷战结束以后，意识形态冲突让位于宗教文化矛盾，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也使得西欧国家扩张到东欧，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缓冲地带也因此而消失。

在此情况下，欧洲恐怖主义问题，从冷战时期与美苏争霸的意识形态斗争联动，变成了与宗教矛盾与冲突联动的新局面。在伊斯兰国组织（IS）兴盛期间，伊斯兰国组织的外国战士中，除了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以外，欧洲是最大的外国战士来源地。据2018年7月伦敦国王学院的一份研究显示，在伊斯兰国组织的41490名外国战士中，18,852人来自中东和北非，7,252来自东欧，5,965人来自中亚，5,904人来自西欧。[17]再考虑多数东欧国家与西欧人员往来的一体化，西欧面临的相关威胁，远远高于美国。中东地区对巴黎的直接影响，远远超过了对纽约的影响。[18]

对于美国来说，中东和北非只是一个可进可退的战略活动区域，反恐怖活动是一个可以选择或变化的战略或战术问题。其实，在反恐领域，美国最值得依靠的力量其实并不是其强大的军事和情报力量，而是与相关地区之间的遥远距离和辽阔的海洋。而于欧洲来说，恐怖主义则是其地缘政治宿命的一个附属品，是不可选择的邻居与“伙伴”。

三是人口结构差异导致美欧不同的反恐政策。欧洲二元对立的人口结构，相对于美国多元共存的人口结构，更易产生族群和宗教矛盾。欧洲国家一方面，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本土人口；另一方面，则是不断增加的、主要来自前殖民地国家的移民。穆斯林群体在欧洲的比例并不高，2016年占4.9%左右，而在西欧的比例要高一些，英国为6.3%、法国为8.8%、德国为6.1%。[19]但西欧国家的一个特征在于，本土人口与外来人口中的主体一样，都具有非常清晰的宗教和种族特征。这使得欧洲国家一方面，人口结构的同质性程度不够高，低于主要的东亚国家，如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在另一方面，多元化水平也不够，不足以像美国那样通过文化多元主义政策来缓解矛盾。这使得欧洲国家非常易于陷入到二元对立的结构性陷阱之中，导致宗教极端组织在西欧国家的渗透程度，甚至还高于很多穆斯林国家。很多西欧国家参加伊斯兰国组织的人数占总人口和穆斯林人口比，远远高于巴基斯坦、印尼等穆斯林大国，[20]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欧洲国家反恐手段的选择自由。

与欧洲相比，美国穆斯林人口的规模和占总人口比例都要小得多。2017年，美国大约有345万穆斯林，占美国总人口的1.1%左右。[21]同时，美国穆斯林的来源也更加多元，构成更加多样，总体也更加世俗、温和。因此，虽然穆斯林在美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地位要低于欧洲穆斯林群体，但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态度却更加温和、客观。根据皮尤中心的民调显示，自2007年以来，81%的美国穆斯林一直拒绝暴力和极端主义，很少有人认为自杀式爆炸和其他形式的恐怖暴力活动是正当的。仅有8%的美国穆斯林认为恐怖暴力活动策略通常或有时是正当的。[22]截止到2015年12月，参加伊斯兰国组织的美国籍穆斯林，占美国穆斯林人口总量的比例只有百万分之0.4左右，与印度、印尼等国相当，远远低于西欧和北欧国家。[23]

小结

西方世界长期是世界政治的中心，也长期是国际主义的热点地区和恐怖主义主要袭击对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不仅是世界恐怖主义的主要发源地，也往往是主要的袭击目标。二战以后，随着西方世界领导权从西欧向美国的转移，恐怖主义的目标也在发生转移。西方世界对恐怖主义问题的认知，也随着国际格局以及西方内部格局而演变。总体来看，西欧对恐怖主义问题的认知，虽然在进入21世纪以来逐渐升级，但比美国的反恐认知更加稳定。美国的力量优势使其从事海外军事、反恐军事行动的倾向非常明显，美国的总统制特色也使其反恐怖政策的决策与调整更加迅速、有效。

美国与亚欧大陆之间的距离以及与中东北非国家更加薄弱的人文联系，都使美国的反恐政策，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都比欧洲更加自由。对于美国来说，恐怖主义或相关问题，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涉及美国霸权的可靠性，而对于欧洲来说，恐怖主义主要是一个内部社会安全问题，主要涉及威胁欧洲国家的社会稳定、和谐。欧洲国家在反恐领域，主要概念和机制是去极端化和去激进化，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综合治理方案。[24]但美国则要么是在海外大打出手，要么则努力修建各种有形或无形之墙，试图将相关威胁阻挡于国门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在传统安全和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上都重拾冷战思维，反恐事务的独立性继续下降，成为美国从事地缘政治斗争和处置国内政治社会矛盾的一个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在西方面临内外挑战的情况下，美欧在恐怖主义问题上的分歧有继续扩大的可能。（注释略）

（张家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战略与国际安全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