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俄美关系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已经陷入僵局,在特朗普执政时期也未获得明显好转,拜登政府的上台能否为两国走向缓和提供契机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从拜登政府的角度看,在内政外交两个领域较为全面地"去特朗普化",是其所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尽管该政治发展趋势有望为俄美之间已经长期僵冷的双边关系走向回暖提供一个宝贵的机遇,但由于双方的结构性矛盾以及战略宏观层面的对立尚难以调和,致使两国关系的缓和难以在近期内实现。俄美战略关系对全球战略稳定与大国间维持和平状态发挥重要作用,双方博弈的进一步升级也很有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负面效应。但是,尽管俄美关系的恶化是必然趋势,但双方还不会走到兵戎相见的地步。中国应在对内更好地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继续采取积极稳健的对外政策,有力维护全球战略平衡,并努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的实现。
关键词 拜登政府 俄美关系 全球秩序 两极体系
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美国推行"去特朗普化"的政治路线,这一政治发展趋势对俄美关系造成的影响值得深思。从整体上看,美国民主党政府甚至很有可能会借此机会全面推行其政治意志与施政理念。在此情况下,俄美仍有机会通过美国政府换届促成缓和,但双方所面对的核心问题同过去相比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两国对自身国家定位以及全球政治秩序走向的认知和诉求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可以预见,俄美关系走向缓和的可能性很小,但也不太可能会出现迅速走向全面对抗的局面。
一、俄美关系的背景及双方的预期
自 2013 年的"克里米亚危机"爆发以来,奥巴马与特朗普两任政府均对俄罗斯采取了相对强硬的措施,包括经济制裁与反制裁,发动混合战争,开展外交战等.但美国学界仍然对特朗普执政时期的对俄制裁方式尤其是制裁力度表示不满。他们认为"与奥巴马政府时期不同的是,(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政策不再与欧洲盟友密切协调,这阻碍了其有效性;甚至特朗普政府对俄罗斯的决策往往是混乱的,没有在五角大楼、财政部和经常被边缘化的国务院之间达成协调"。可见,美国国内对特朗普时期的对俄政策所做评价为"偏软",这就给了本无意于大幅改善对俄关系的拜登政府以较大的施政空间。
在拜登政府的对俄政策上,有观点认为,"在特朗普化不太可能根除的背景下,两党之间的分裂和政治对抗只会继续高度升级和加深,没有 任何一方妥协"。可见,拜登政府并无特殊理由促使其通过大幅让步的形式,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善对俄关系,因为这种行为不但与民主党一贯的对俄强硬政策相冲突,更无益于缓和两党之间那越来越大的裂痕。毕竟,在国家内部出现了较强政治分裂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团结国内主要政治力量才最有利于确保自身的继续强大。因此,加大对俄制裁力度并保持政治高压状态,很有可能是该政府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的必然选择;在此问题上,我国国内也有学者认为,"因为'拜登上台,俄美关系没有最坏,只有更坏'",所以"俄美关系进入'黑障时代'捋是大概率事件"。
国内外学者之所以会做出上述预测,与美国对俄罗斯的基本判断是分不开的。美国认为俄已经是"一个衰落中的大国",而且其"破裂的经济与政治基础,以及由于经济管理不善和软实力下降而导致在未来的 20 年将继续衰落";与本世纪之初时的国际学界对俄罗斯的判断相比,例如巴里 。布赞在 20 世纪初就认为俄"有可能"会退出"一超数强"的大国行列,当前,美国对俄罗斯衰落的这一认识不仅没有发生变化,而且还有所加深。因此,虽然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绝对优势地位在近年内已经发生了动摇,但对俄的实力优势却愈发地明显,这使其在继续对俄保持强硬姿态,甚至是更进一步地加大力度的问题上变得信心十足。
俄罗斯各界对拜登政府的期待值比较低,虽然认为后者必然会调整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对外战略,但并不对其抱以太大的希望。拜登會向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明确表示∶"与我的前任截然不同的是,美国面对俄罗斯的侵略行动、干扰我们的选举、网络攻击、毒害其公民的时代已经结束"。基于拜登政府对其前任政府对俄政策的认识,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的战略施压,就是在对俄政策上"去特朗普化",有利于加强美国国内的政治团结。毕竟,树立并着力从宣传的角度夸大某个事实上已经不能严重地威胁自己的对手的实力,不仅不会导致极严重的危机,还可以让全体国民产生一定程度上的集体恐惧感,有利于新政府威望的确立。因此,在此情况下,俄罗斯学界普逼对通过拜登新政府上台为两国关系带来实质性改变并不抱太大的希望。在此方面,斯坦尼斯拉夫·贝舍克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认为在拜登上台之后,"华盛顿的制裁政策不会减轻",因为"特朗普在 2016 年上台时,许多俄罗斯人对真正实现重启两国关系抱有期望,相信两国关系不会比奥巴马执政时期更糟,但不幸的是,接下来的几年时间让我们学会了什么是可能"。
二、俄美关系走势及其现实困境
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在内政外交两个领域较为全面地推进"去特朗普化",其涵义并不是指拜登政府已有完整的计划,要全盘否定特朗普在其四年任期内的一切施政举措,而是拜登政府会在较大程度上纠正前任 总统某些已经被事实所明确证实了的错误路线。有学者就此问题指出,"在一个深度撕裂的美国,在任何一个领域'去特朗普化'都会引起巨大的争吵";所以,在"'去特朗普化'方面,拜登会有所去,有所不去'"。但从整体上看,"去特朗普化"必然是美国新政府执政初期最主要的政治路线,也势必会形成一股普逼覆盖其国家内政外交领域的政治新气象,民主党人也很有可能会借由这股"拨乱反正"之风而全面推行其政治意志与施政理念。
尽管俄罗斯已经做出了俄美关系难以在短期内出现明显改善的预判,不会捋拜登政府"去特朗普化"所产生的新政治气候视为推动双方关系走近的重大战略契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会对维护俄美关系基本稳定的重要意义无动于衷。由于双方实力上的巨大差距,听凭两国关系继续恶化必然会对俄罗斯造成灾难性后果。所以为了能够尽可能地在战略上"抓住"美国,俄罗斯只能更多地从"战略稳定"的角度与美展开实质接触并借此对之予以牵制,以免出现战略性误判或更为严重的双边互动"脱轨"的情况。俄为此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战略核打击力量的同步缩减是其中之一。这一举措固然能同时减轻俄美两国的经济压力,但其所减省的资金相对于经济体量小得多的俄方而言更为重要。另外,俄还与美就包括《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内的相关协议达成一致,这些协议对俄发展新式战略运载工具限制不多,使其能够充分利用本国在火箭及航天技术上的优势,以较小的代价发展更加难以防御的新型导弹技术。正如塔斯社军事评论员维克托·利托夫金所说∶"包括'先锋'型高超音速洲际弹道导弹和'萨尔马特'型重型液态火箭在 内,这些运载工具即便需要穿越 南极也能 够 飞行17 000 公里以上,任何现代化的导弹防御体系都无法提前监测到它们",因此"如果我们能清楚地知道美国在战略核打击力量问题上的做法,我们就无需额外支出费用",毕竟"国家已经计划在 2020 年至 2027 年间为新武器和军事科技投资 20万亿卢布"。
在俄方看来,《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意义极为重大。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主任安德烈·科尔图诺夫指出,"目前在俄美关系之中与核领域相关的间题上,除《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之外再无其他双边协议,该条约的死亡捋意味着自 20 世纪 60 年代所开启的莫斯科与华盛顿间的特殊关系走向终结";所以,尽管该条约的延长"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关系的基本走向",也"不会阻止俄美之间的核军备竞赛",因为"俄美捋继续在外层空间展开新一代军备的竞赛",但该条约"仍然解决了俄美面临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不过,《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虽然对维持全球战略平衡以及俄美关系的基本稳定极为重要,但 2019 年废除的《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即《中导条约》)对确保以欧洲地区为核心的地区安全更具关键意义,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恢复"甚至重建具有相似功能的双边条约与谈判机制,就成为了两国关系能否深化的另一个重要契机。
由此可见,俄美在战略层次问题上虽然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合作,但是该合作是低层次的,两国关系的走势仍面临很多现实困境,其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是俄美两国综合实力差距增大。虽然俄罗斯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中被评为所谓的"2019 年全球第二强国",但事实上俄美两国的总的体量远不可同日而语。在俄美关系的物质力量对比中,美国无疑是占据较大优势的一方,在决定综合国力的几乎全部指标当中,美国均处于明显优势的地位。俄罗斯除庞大核武库以及由此带来的强大的战略核打击能力之外,其所拥有的一切值得称道的"战略资源",不论是辽阔的国土、丰富的矿产资源、内类相对齐整的工业体系,还是较为强大的科研能力,实际上都应被列为"潜力"而非"实力"。应该说,俄美两国之间的综合实力差距 仍在增大。上述消息极有可能是被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有意引用并着力加以宣传的,目的是为了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更广阔地区更好地树立本国形象。
第二是俄美两国军事能力差距拉大。在战略核打击力量方面,有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3 月 1日,俄罗斯已部署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导弹和重型轰炸机的数量为 517(枚/架),已部署在上述三种运载工具上的核弹头数量为 1456 枚,已部署与未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及潜射导弹发射器,加上未部署的重要轰炸机数量,为 767(部/架);与美国的 651(枚/架)、1357 枚及 800(部/架)相比,俄方在总数上并不处于明显下风。鉴于俄战略核打击力量强大,美国也愿意在此问题上与其进行适度的合作——"如果对美国人民的安全有利,我们可以同自己的反对者与竞争者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互动";所以,拜登政府同意将《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有效期延长5年,并乐于就此类问题与俄方展开积极的磋商。但是,这一决定虽会进一步促使俄美两国在战略核打击力量上的同步缩减,却不足以确保俄的国家总体实力与美处于同一层级,不可能为俄带来与美相对平等的国际地位,而只能作为其最后的战略依靠。
尽管俄罗斯在战略核打击力量层面与美达成了"对等",但在军费开支方面,两国却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俄联邦国防部长谢尔盖 ·绍伊古在 2019 年时會开诚布公地承认∶"由于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国防开支每年都在上升,俄罗斯的军费预算却几乎保持不变",因此俄"2018 年的军费开支位列全球第八,明年(2020 年)的军费开支将会降到第九位"。在绝对数量上,俄罗斯的军费开支更是远远小于美国,以2019 年的数据为例,美当年的国防支出为 7320 亿美元,而俄仅为 651 亿美元,尚不足前者的十分之一。由此可见,在对国家间权力具有直接意义的军事能力问题上,俄美之间的差距已经随着两国综合国力差距的不断拉大而形成了难以逆转的发展态势。
第三是 俄美两国战略失衡加剧。在俄美两国综合实力差距持续增大尤其是军事能力差距拉大的背景下,俄罗斯事实上已经无力对美国的遏制政策采取真正有效的回击措施,现在只能主要依靠核力量来保卫自己,但是其"相互确保安全"的战略稳定概念并不能够被拥有先发制人能 力的美国所接受。随着民主党政府的再次上台,美国整体上再次朝着自冷战结束以来所长期坚持的"自由主义霸权"路线回归,传统建制派力量对俄现政权的包容性将会进一步降低。俄罗斯对此情况有较为清晰的认识,早已明确地将美国定义为"注定的战略对手"。可见,俄美之间早已出现严重的战略失衡,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冲击,俄方的实力遭到更为严重的削弱,这会使得双方看似表面"对等"的情况背后,原本就难以维持的战略平衡再进一步地受到挑战,两国间的战略失衡已经成为定局。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俄美关系走向回暖的可能性很小,双方在某些具有战略性意义领域中的博弈甚至还有可能会出现加剧的现象。
三、影响俄美关系走向缓和的主要因素
俄美关系之所以难以走向缓和,主要是因为双方战略互信的缺乏、双方合作的趋利性,以及双方在政治体制上相互排斥。
首先是双方缺乏战略互信。这是俄美两国难以在可预见的未来实现真正走近的重要原因,此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俄美两国长期政治对立的传统导致的。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美之间除1992 年上半年的"蜜月期"之外,哪怕是在"9·11"事件爆发后双方就国际反恐一事达成高度一致并积极展开合作的一年时间里,都没有形成过真正的战略互信。对美国的不信任已经成为俄罗斯政界与学界的基本态度,来自于莫斯科大学的学者阿列克谢。费涅科甚至提出了"俄美永远都不会成为朋友"的论断;在其看来,美国所构想的"单极世界从未存在过,至今仍然是一个神话",所以他主张对美采取强硬手段,因为"美国文化就是一种柯尔特文化,你手中有枪就是硬汉,手中无枪便是懦夫"。尽管这样一种简单现实主义的看法并不能从更为科学的立场来看待俄美之间长久以来的矛盾,其解释力也较为苍白,但是俄相关问题学者之所以会产生此类较为"情绪化"的观点,反映出俄美关系的长期对立以及由此造成的俄在政治和文化交流上严重地孤立于西方世界之外的困境,而这已经在较大程度上令其社会各界对双边关系的改善失去了信心,导致无法理性思考俄美关系问题。
其次是双方合作的趋利性。俄罗斯只是由于仍有大量涉及战略层次的问题亟需通过与美国合作与协商来解决,才不得不较为主动地在相关问题上谋求与美对话,并在这个过程中小心翼翼地探索可能的合作机会与共识之处。俄美两国缺少相互靠近的思想动力,双方的合作体现出的是利益趋势下的互惠性,而不是相互认同前提下的主动吸引,其目的至多是避免战略失衡后极有可能发生的激烈对抗。因此,双方仅愿意在维持基本和平与重大危机管控的问题上展开合作,而严重缺少在经济与文化领域进行深入合作的意愿和动力,这种相对"常规性"的做法已经很难对僵硬的俄美关系起到多少刺激作用,至多只能起到确保最低限度的合作而已;而双方民众以及学术界、精英界的相互不信任势必会推动两国在制定决策与处理危机时,做出更为不够友善的举动,进而形成恶性循环。
再次是美国对俄罗斯存在偏见。一方面,美国对俄罗斯政府的行为方式长期持批判态度。尽管俄罗斯自苏联解体之后,总体上处于实力不断下降的态势. 同时在国际社会中也出现了很多认为其已经不再是国际社会强有力的竞争者的观点,但美国政界与学界对之仍抱以高度的警惕,认为"俄罗斯的一贯目标是削弱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甚至通过"利用包括互联网巨魔和其他的代理人在内的一系列努力,在美国散布虚假消息,其目的是破坏人们对我国民主进程的信心……"。处于优势地位的美国显然仍旧无法容纳一个综合国力已经一落千丈的俄罗斯;甚至有观点认为"美国不应指望俄罗斯的行为会有所改变,随着特朗普政府任期的结束,西方应该预计俄罗斯的全球挑战将持续下去";况且"俄罗斯永远不会为了追随西方的自由理想而与西方、西方的价值观或西方的理念站在一起"。另一方面,美国对俄罗斯现行的"威权主义"政治模式也持批判态度。在 2021 年1 月份"纳瓦尔尼被捕事件"所引发的俄境内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之后,拜登于 2 月 4 日在美国国务院所做的演讲中公开要求俄政府"释放被监禁的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称"俄罗斯压制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的努力令我们和国际社会深感关切",因为"纳瓦尔尼先生同所有俄罗斯公民一样,有权享有俄罗斯宪法规定的权利,他因揭露腐败而成为目标,应该立即无条件地释放"。3 月 2 日,拜登政府更是以"纳瓦尔尼被捕事件"为借口,公布了自新总统上任以来的第一轮对俄制裁方案,虽然其内容大多是特朗普时期对俄制裁的重复,不过"在具体实践中,拜登政府对俄制裁出现了略有扩大"的迹象。
应该说,美国对俄政治体制的批判已经触及到了对方高度敏感的神经,很可能使之产生了国家主权受到严重侵犯、自身的民族独立也遭到明显威胁的直观感受。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对通过自身政治制度"民主化"的方式来改善与美国及西方世界关系的做法,早在叶利钦执政时期即已宣告失败,很难想象已经对联邦宪法做出重大调整的普京政府具有足够的主观能动性去"改弦更张",并以之迎合美方意愿。这是因为,俄罗斯领导人很清楚地意识到,政治理念不同只是美方不断对俄方加以批判并施加压力的借口,而不是两国关系长期紧张的根本原因。
最后是俄罗斯对美国的不满情绪根深蒂固。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只有俄罗斯政府不断地从整体上抨击美国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就某一或某些问题进行批驳。普京对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思想持基本否定的态度,认为"在过去的数十年时间里,自由主义者一直尝试向全球施加自己的影响力,但他们却犯下了很多悲剧性的错误",所以"自由主义思想已经过时了,它违背 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当然,俄学界对自身的评价确实也存在高估的情况,例如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唯一可以替代美国的国家,拥有广泛的基础科学",而中国"目前不具备其中的大部分资源",基于这一判断,他们认为"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要拆毁俄罗斯的力量基础"。这种过高的自我估计固然可以部分地起到提振国内士气的作用,但却极容易影响民众乃至当局对整体态势的判断和把握,激励"冒险主义"行为的发生。
俄罗斯尽管对当下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政治格局并不满意,却也能够较为冷静地看待这个问题。早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初,即已经有俄学者明确表示不对其在改善俄美关系的问题上抱有太大的期望,因为在没有出现"全球性大动荡的情况下",美国"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解散北约、撤回在境外的力量、推翻全球自由贸易制度并且同意苏联的再次统一"。在 2020年 11 月7 日美国总统大选的初步结果对外公布之后,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的学术研究主任费德尔·卢吉扬诺夫明确表示,"俄美关系在拜登总统任期内不仅会变得紧张,甚至很有可能会因为莫斯科与华盛顿在独联体以及中东地区的新竞争而更加恶化",所以"俄美关系会一直僵持下去,总的路线不会发生什么改变"。俄联邦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在接受《俄罗斯思想》杂志的采访时也表示,自"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两国关系尚未出现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但双方"展开互动的前景不仅取决于我方,也取决于美方",而"我方总是愿意进行诚实且相互尊重的对话",但"这必须基于利益平衡和相互妥协","不幸的是,不论白宫的主人是谁,其所走的都是另一条路"。俄政府对美相关政策的不满和失望之情已经溢于言表,其国内民众日益高涨的反美情绪以及普京当局对高比例民意支持的强烈追求,都迫使其不得不继续保持对美博弈"不退缩"的姿态。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俄美关系的实质是大国政治的博弈,矛盾焦点在于双方在看待自身实力与国际地位问题上的明显区别,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战略预期与对方实际态度之间出现巨大差距而导致的相互不满情绪。
四、俄美关系发展态势对全球战略格局的影响
作为当今全球最顶级的军事强国,俄美关系的发展态势必然会超出双边的范畴,还会影响到中俄关系、中美关系,甚至是全球的战略格局。与另外两对双边关系不同,俄美关系涉及的领域呈不断缩小的态势,这与俄自身实力不断下降以及俄美两国力量对比失衡直接相关;但是,俄美 关系却更容易出现大的起伏,以至于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影响甚至打破本已经十分微妙的全球战略平衡。
首先,俄美关系的持续僵化对两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不利影响。俄美两国都深知,双方关系的最后红线——两国在战略威慑能力层级的平衡一旦被打破,不仅双方关系会出现急转直下的情况,甚至很有可能会发生某些严重破坏"热点"及双方战略对峙地区和平状态的事件。所以,尽管俄罗斯方面从政界到学界都对俄美关系在近期内走向缓和不抱太多希望,但其官方却对继续着力维护两国战略稳定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以期避免在战略层级上发生垮塌。比如,俄联邦政府外交部公开发表声明∶"如果美国拒绝延长《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俄罗斯是无法在没有该条约保障的前提下确保自身安全的"。俄外长拉夫罗夫在 2021 年1 月 15 日正式提出"退出"《开放天空条约》之前,公开要求那些仍然留在条约体系中的国家"以书面承诺"的方式做出保证,"确保不会阻止"俄航空器"飞越其领土,不论那里是否设有美军基地"。在拜登已经被确认胜选并确定了其接任总统职权的日期之后,俄政府决定"退出"而不是再做等待,其正面理由是担心"华盛顿退出了《开放天空条约》而没有损失任何东西,但在俄罗斯联邦上空"飞行的权利却留给了它的北约盟国",而目"军事盟友之间肯定会相互分享情报"。
从俄罗斯看似强硬的态度中可知,俄政府并不急于在这个问题上与美国僵持,而是寄希望予美国大选后所产生的新政府能够对此前数年间所积累下来的问题予以部分程度上的解决,于是便向后者施加了这种"不软不硬"的压力。1 月 21 日,在拜登正式就任美国总统不久之后,俄联邦驻美国大使安纳托利。安东诺夫就明确地向记者表示,"莫斯科希望随着美国总统拜登的上台,俄美关系的发展能开启新的篇章"。而美国方面也深知两国之间的战略平衡一旦丧失,身处劣势地位的俄罗斯反而有可能会做出"先发制人"的冒险主义行为,所以美国新政府在对俄政策上采取继续制裁且维持基本合作的立场。事实上,对于新一届美国政府而言,迅速修复与旧日盟友之间的良好合作及互动关系才是更为关键的步骤,正如拜登在 2 月 19 日召开的 G7 峰会与慕尼黑安全会议的视频会议上所一再强调的"美国回来了",俄美关系的快速转暖并不利于美欧关系的恢复。针对拜登政府着力强化与欧洲盟友之间关系的行为,有观点认为,"这是他与前任(特朗普)的一次戏剧性的决裂,后者會试图彻底瓦解任何维持美国在世界舞台上连贯、民主存在的努力,或者至多对其保持中立态度"。
其次,俄美关系发展态势有利于中俄关系的进一步相互靠近。自 2001 年中俄两国正式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来,中俄关系的发展便驶入了快车道。2020 年 12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时指出∶"中俄关系具有强大内生动力和独立价值,不受国际风云变幻影响,不受任何其他因素干扰。"次日,俄罗斯驻华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就中俄关系以及国际局势热点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拜登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对两国关系不会有任何影响","中俄两国已经形成了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任何外部因素都不能影响到中俄双边关系。"可见,不论此次美国总统大选的获胜者是谁,中俄两国都有信心保持双方关系的稳固,不受外部因素的干扰。拜登政府上台执政之后,其对华政策并未出现"另起炉灶"的情况,在许多问题上仍然继承了特朗普时期的非合作态度,这在客观上不可能不对中俄关系的相互走近形成推力,令中俄两国进一步加强既有的合作关系,以期增加自身在同美国展开博弈时的权重。
再次,俄美关系发展的总体态势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契机。特朗普执政时期出台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美国正面对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而中国和俄罗斯等"修正主义大国"正是美国的"竞争对手"。该报告首次把过去的"俄、中威胁"的表述顺序更改为"中、俄威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美对华政策出现明显转变的原因,因为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远超俄罗斯,且后者事实上已确无取代美国现有国际地位的可能。尽管新一届美国政府延续了上一任总统所秉承的对中俄两国同时强硬的策略,但在中美国家实力此消彼长的大背景下,美对继续坚持此项策略早已是力有不逮,其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采取"缓和"的策略,以减轻过重的政治、经济乃至安全压力。鉴于俄美关系已渐成"死结",且俄方更因受到极大压抑而国势衰颓,与之进行缓和不仅在政治上难度较大,且所获收益也不明显;因此,美方有可能通过与中方展开积极对话与合作的方式,来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当然,国家的行为并非从来都是理性的,中国也并不寄希望予美国能够"理智地"放弃既有的对华政策路线,但仅从美方利益的角度考虑,谋取对华关系缓和进而大幅地减轻自身所承受压力的方法,对其无疑捋会是利大于弊的。
最后,俄美关系发展态势加剧了全球战略局势的不稳定性。通过分析俄美关系发展态势对两国及其他双边关系的影响,我们可以得出,俄美关系对全球战略格局的影响仍然是战略层级的,甚至能 发挥出超越国家客观实力影响力的结论。但是,俄美关系自苏联解体之后,便已经不再是全球最重要的一对双边 关系,维护"斗而不破"的俄美关系是双方展开博弈时都遵守的底线,美国并无在短期内从根本上削弱乃至瓦解俄罗斯,从而令其难 以再次恢复"大国地位"的明显意愿。长期低位徘徊且不时地引发"可控的"危机的俄美关系必将大幅地增加全球政治关系的变量,使之变得更加难以预测;但在全球战略层面,却并不会引发除中俄相互走近之外的其他重大后果,因为只有这种方式才会最有利于中俄两国增加自身在全球战略关系中的权重。
五、结语
美国新一届政府"去特朗普化"的进程必将是相对缓慢和充满波折的过程,有可能会涵盖拜登第一届总统任期的前半段时间,因为特朗普所遗留下来的"政治遗产"数量庞大且影响深远,对其进行"修正"需要耗费较多的精力。特朗普在其任期内对俄关系处置不善使俄美关系陷入泥潭,但通过拜登政府上台的契机两国关系实现较大程度的缓和,并在两国之间实现真正的和解乃至展开全面合作,这种可能性非常低。拜登政府对特朗普执政时期的政策所持的否定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与其竞选总统的策略有关,尽管新一任美国总统及其所率领团队相较于前一任要更具外交经验,其所制定的对俄战略目标也更清晰和较少犹豫。但是,正是由于美国政府的领导策略与运行模式已经在极大程度上向"传统"靠拢,在对俄关系问题的处置上,美国必将更多地以其自身对全球战略利益的总体性考虑为出发点。就此而言,如果俄能够在地缘政治博弈以及独联体地区意识形态斗争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美方也有可能会大幅地减轻或基本上中止长期对俄所采取的经济与政治制裁。但是,上述诉求却是俄罗斯无法放弃的,其必定会进行长期的博弈与斗争,因为一旦就此让步就意味着其孜孜以求的"大国地位"将毁于无形。
综上所述,俄美之间的激烈博弈关系极有可能常态化,对俄采取长期压制但并不彻底破坏两国以及由此所延伸出来的"俄罗斯—西方国家集团"之间整体性关系的策略,也捋成为美国对俄政策的主旋律。当然,这也就意味着美国更有可能采取相对"温和"却并不友善的方式来对待俄罗斯,美国的所谓对俄关系"接触派"的观点是,"美国需要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在合作中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在合作中利用其弱点,抓住利用其民众和民间组织对付俄当局的机会"。不过,极富与美对抗精神及竞争经验的俄罗斯精英当局,尤其是在目睹了许多东欧和中亚地区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已经发生了"颜色革命"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在大众传媒与国内非政府组织及境外势力合作的问题上做出让步,因此这种看似成本相对低廉的"颜色革命"很难在俄取得成功。
总而言之,在国际格局不出现颠覆性变化的基本前提下,俄美双方都不可能产生足够的动力去解开两国关系中的"死结",但也不太可能爆发过于激烈,甚至会走向失控的全面对抗。"俄格战争"之后俄美关系所形成的僵局,其实并不是双方主动追求的结果,而是在国际大环境背景及两国实力对比前提之下展开全面博弈所造成的结果。所以,两国关系的基本格局在拜登第一届任期的前半段时间内.不会出现大幅变化。俄美关系的持续僵化状态,自然不利于在全球范围内更多地消除地区间冲突,但也不会严重地危害大国间维持和平状态的大局,不会对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发展方向造成明显阻碍。中国应继续抱有足够的信心,在全球范围内遵行"多边主义"外交原则,并全面深入地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全球海洋秩序重塑背景下的中国海洋安全话语体系建构研究"(18BZZ04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