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全球疫情严重蔓延对世界经济影响几何?上海如何应对?
2020年03月25日  |  来源:上观新闻  |  阅读量:4155

3月13日,上海市社联组织召开主题为“全球疫情蔓延对世界经济的中长期影响及上海的应对”专家视频会议,邀请本市世界经济及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围绕全球疫情蔓延对全球经济产生的影响、中国应该采取的措施和上海如何应对等问题,进行了在线研讨。

中长期的影响需要再评估

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权衡研究员认为,当前疫情发展发生重大变化,呈现为世界范围内的疫情扩散,特别是欧洲和美国,有这么几个重要问题值得智库专家们关注和研讨:1.国际疫情变化对世界经济增长会带来什么影响?2.这一影响是短期的还是中长期的变化?3.世界经济短期影响倒过来对国内经济发展,包括上海经济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4.受疫情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会发生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和上海改革开放会产生什么影响?5.疫情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会到何种程度?全球股市、汇市、期市、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波动对于我们上海建设五个中心会带来哪些方面的影响?6.在积极应对这些变化和挑战当中,上海可抓住的机遇有哪些?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本身结构性矛盾没有得到大的改变,而它受各种外生冲击的波动一直没有停过,包括英国脱欧、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中美贸易摩擦等,这次又遇到新冠疫情蔓延冲击。金融危机后,经济学家有过一个判断:2008年后世界经济长期陷入停滞状态,长期停滞的依据就是实际利率为负,所以所有的量化宽松也好,甚至负利率都没有用。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长期停滞的过程中,疫情蔓延带来的系统性冲击波动会比较大。直接影响就是要素流动放慢,短期已看到非常不稳定的市场波动。短期影响之所以比较大,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切性联系性加强。目前中国疫情往好的方向转,全球资本流动会不会把中国、把上海作为资产避险的选择地?外资流入会不会带来新的机遇?这些都值得关注,我认为短期内影响肯定会存在,但中长期影响可能还要做一些评估。

复工复产最关键的是迅速恢复投资环境

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会长张幼文研究员预期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负,全球贸易会明显下降,并影响全球供应链,中国可能成为全球产业和投资布局调整的承接方。短期内,产业链不可能转移,供应链贸易不可能被替代。率先走出疫情冲击的国家很可能承接后一轮世界经济结构性调整的正面效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要有思想准备。目前受国际油价下跌与疫情影响,股市出现巨大波动。这种反应是正常的,是来自于对实体经济下滑的判断,并不是金融市场货币利率的作用。要特别警惕个别大的金融机构在股市震荡中破产,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

中国将受到世界经济下降的冲击,同时中国各级政府为应对疫情财政投入巨大,而且都不是生产性投入,必将带来财政困难,经济增长难度加大。上海应抓住疫情催生的新经济,培育新增长点。疫情冲击下,网络经济等新产业带来新的增长点。后续发展要考虑如何延续新产业的正面积极效应。要重点发展网络化、智能化、数字化“三化”产业,加大互联网+产业发展。上海在疫情恢复中走在前面,恢复生产最关键的是迅速恢复投资环境。后续发达国家投资收缩,要寻找新的投资机会,上海是很好的选择。上海恢复贸易投资环境,要考虑外商寻找投资空间我们还缺什么?

上海要帮助企业闯三道关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认为,受疫情影响,美国资本市场动荡诱发全球经济危机的风险很大。2008年以来,发达国家总体结构问题没有改变,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处于艰难的调整中,美国的“基础病”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救治。目前,全球性金融危机已接近于临界值,要高度关注。疫情蔓延对全球产业链影响很大,要反思全球供应链的安全性问题,重建产业链的方向是什么?是更多回流中国,还是从中国出去?从战略意义上说,中日韩东北亚建立更加紧密的贸易投资关系,会超过中国跟欧美之间的重要性。

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短期内集中于消费层面,对整个生产层面的影响还没有真正开始。中央提出两手抓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正确的决策,互联网+对大量基础性消费的替代作用,平抑了对传统服务业的冲击。现在要做的是精准式的复工复产,要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力保就业,稳住经济。比如上海服务业要从负面清单管理入手,减少审批流程;确保制造业大中型企业的物流保障;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现金流难关。如果全球爆发严重经济衰退,政策工具我们还有大规模基建项目储备,一定沉住气。

新型全球化遇阻怎么办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研究员认为,目前要警惕市场非理性反应可能诱导更大范围的经济危机。世界大国经济政策外溢效应和连锁反应令人担心,现在各国财政政策都是用补贴、降税方式。如果未来疫情延续,债务问题凸显,在货币政策领域,流动性泛滥会进一步上升,引发较大的货币贬值或者系统性金融风险。疫情还导致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上升,加剧逆全球化浪潮,推动供应链区域化重构的步伐加快,以邻为壑,各顾自扫门前雪的行为如何重构世界经贸格局,令人忧虑。

建议上海加强与美国地方政府和城市在疫情防控、公共卫生领域的交流合作,提升上海公共卫生软实力,用中美地方合作来推动中美关系的扭转。同时加快上海全球能源中心建设。在不确定性和贸易摩擦增多的背景下,要把能源安全放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位置加以考虑。当前全球油气市场正在进行重新洗牌,对上海建设全球能源中心是很好的机会。

目前最大的全球问题是面对疫情蔓延没有形成治理共识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余南平教授认为,目前全球经济的最大问题是全球化步伐放缓,面对疫情蔓延趋势没有形成治理共识。从全球贸易结构来看,全球有16亿美元负资产,在负利率情况下,所有货币政策工具无效。再加上疫情蔓延的危机,疫情无法创造需求,海外消费困难,生产再多东西也没有需求,这是全球目前问题的核心症结。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加快复工复产,担心中国被挤出全球供应链。现在的情况发生了逆转,欧洲出现了问题,美国也进入紧急状态。我们要转变思路,要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靠国内需求消化库存。

当前建议把稳定金融市场作为最重要的抗疫工作,不能让资本市场有大幅度波动。上海要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真正做到复工复产。一定要把外贸问题想得严重一点,准备充分一点。同时上海一定要抓住新一轮以5G和产业互联网为支撑的快速发展机遇期。

上海升级营商环境遇到历史新契机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黄建忠教授认为,从目前来看,油价下跌也好,金价下跌也好,股市下跌也好,从影响来说不单纯是心理恐慌与信心危机,更多是触发了原油结构性矛盾,导致这些矛盾提前爆发。整体而言,疫情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冲击不大,外贸和外资或将会出现由降转升的机会,在此情况下,经贸合作和外交策略如果应用得当,下半年经济会有更好表现,对全年的影响可控。

应对危机,上海要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稳住供应链,增加对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的联系,防止在中短期或者中长期被人为脱钩或者人为替代,在安排复工复产过程中把握好节奏,把握好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进一步嵌入提升位置的机会。二是提前释放各项战略的能量,尤其是自贸区新片区、长三角一体化和科创板。三是进一步升级上海营商环境。对于升级营商环境来说,上海面临最大的两个节点,一是在实体经济和科技发展过程中形成全球性的资本和技术良好结合的平台,这是上海营商环境中最薄弱的缺陷。二是要提高对国企竞争中立的认识,把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进一步结合,改变外部世界和外商对中国投资的认知。

当前国内经济需要解决两大问题:就业与内需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沈国兵教授认为,当前急需做的一是解决就业问题,另一个是扩大内需问题。中国制造业生产体系比较全,只有把就业恢复了,人们有收入才能扩大内需,能够形成自我循环相对解决问题。短期应对外贸冲击,需尽快恢复产能,防疫产品是解决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海应该在这方面补强。中长期看,疫情对世界经济冲击有限。只要美国疫情可控,世界经济就不是很悲观。这是因为美国的消费取决于美元信用,历史经验表明,美元一般是10年贬值、6年升值,按照国际金融学理论,受疫情冲击,美元新一轮贬值周期提前了。美元可控,信心还在,全球经济就能转起来。另一个重要动能是中国稳定疫情恢复生产。只要全球两大动力存在,全球贸易就能保住。

上海应对冲击,一要加快贸易平台建设,上海有长三角产业链的支撑,有国家战略,要继续办好进博会,把长三角贸易平台与国际打通。二要推进科创中心建设,疫情冲击下进口产业链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芯片,要重视这个问题。上海要加大电子行业、生物制药的研发。三要发挥上海优势,在全球资本动荡中加大金融开放力度。

把“两稳”作为政策着力点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殷德生教授认为,从数据来看,美国的整体债务风险目前可控,经济基本面稳定。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也没有因疫情而改变,中美两大经济体比较稳定,世界发生大衰退、发生经济危机就是小概率事件。关于疫情是否会成为压跨美国金融市场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具体传导机制、传导变量还没有完全找到,全球疫情蔓延对世界经济有影响,但可能不会出现2008年金融危机的状况。

上海要把稳外资和稳金融作为政策着力点。上海要在稳外资方面注重产业链维护,修复疫情期间的破坏。同时要谨防国际金融风险输入。疫情发生时,国际资本会寻求避风港,因为中国疫情控制比较好,加上人民币资产在全球的金融资产里风险比较低,所以国际热钱涌入会对金融资产的价格会产生影响,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要做好提前预防。此外,中国要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疫情风险防范提供支援。因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的。现在疫情严重的国家,无论是中日韩(海上丝绸之路),法国、德国、意大利(新亚欧经济走廊),伊朗(中亚经济走廊),这几个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推进的主要支柱。为这些国家提供支援一方面可以稳定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资外贸;另一方面,也为更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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