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还是科学行为主义理论，都是把主权国家抽象成一个统一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在20世纪中，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这一概念抽象是非常准确的。

 但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一概念抽象逐渐与国际关系的现实相违背。这导致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从假设到概念和推理层面，都已经无法解释和预测今天的世界。

因此，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层面来看，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的分析范式，都面临严峻的挑战，甚至是在根本上进行调整的必要。

传统国际关系分析范式：权力大博弈  

什么是权力大博弈理论？在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建构主义，甚或行为主义等派别，都是把国家以主权为基础抽象化为一个统一的行为主体。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民族国家是一个想像的人类共同体，主权国家则是一个想像的国际关系行为体。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是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的，都把国家设想为国际关系视野的一个战略整体。现实主义强调国家间冲突的持久倾向；自由主义寻找减轻国家间冲突的若干方法；而激进主义则描述国家关系的整体系统如何可以被改变。

这一行为主体内部有一致的利益，也自然要有一致的对外政策目标和手段。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国际关系也基本是以这种模型来展开的。在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国家根据自身利益组成不同的同盟体系并相互战争。

在冷战时期，世界以主权国家及其相互间关系，组成了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美国资本主义阵营以及两者之间的不结盟运动国家。在当时，大国间战略博弈的主要手段，就是结盟、反结盟或再结盟。因此，美国和苏联首先是扩大自己的同盟群体。在同盟群体大致确定以后，又把精力放在反结盟或再结盟方面。

以上述历史经验为基础，现有关于国家对外行为的宏观理论一般假定：国家对外行为是统一的整体，国家间的博弈状态是绝对的、清晰的。比如，国际关系的三大理论，都是从国际体系角度解释国家统一的集体行为，新古典现实主义对国家外交政策的研究，虽将原因变量复杂化，即增加了国内政治的考虑，但仍将国家对外行为的结果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无论是现实主义在本体论层次上强调的物质，自由主义强调的制度，还是建构主义强调的观念，都主要是通过国家行为体作为力量载体来发挥影响的，本质上都是国家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

然而，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关系实践并非如此。在大部分情况下，很多国家都很难基于全盘考虑，对对外行为做出整齐划一的规定。其结果就是，国际政治从权力大博弈分化为多个、不同层面的权力小博弈，国家在不同议题、不同层级上的外交行为，可能存在差异，甚至有时是相反或矛盾的。本文认为，我们需要将传统的国家对外行为的假定做出修正，即国家对外行为并非整齐划一，国家间的博弈由多个议题领域的多元的、分散的权力小博弈组合而成。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非国家行为体和国家内部各部门的行为体获得了更多的权力自主性。基欧汗和奈在《信息化时代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中，已经描述了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全球金融市场等对国家整体权力的削弱。苏珊·斯特兰奇也在《权力流散：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非国家权威》一书中指出，权力由国家向市场和非国家权威转移。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主流的三大理论还是一些次级理论，总体上都出现了从国家中心向去国家中心方向发展的基本态势。因此，如果把权力大博弈定义为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体系和政策取向的话，那么三大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已经经历了一个从兴起到衰落的过程。

权力大博弈理论的时代特征 

权力大博弈理论，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本身也是随着主权国家概念及其实践的兴衰而兴衰的。

（一）权力大博弈理论产生于主权国家概念的提出

在三大主要国际关系理论中，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产生最早的。那时，在20世纪之前，主权国家体系刚刚产生，还没有成为世界甚至是西方内部的主流秩序。自由主义理论与东方的朝贡体系等类似，都倾向于把国际事务视为国内事务的延伸，也倾向于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观察国际问题。洛克、卢梭、康德、斯密、穆勒、科布登 (Richard Cobden)、边沁和斯宾塞等，基本上都如此。

在国内，自由主义者相信“无形的手”能够自动在理性行为体之间建立秩序；在国际上，自由主义者也相信这一点，认为最少干预及至自由放任理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来干涉内政原则和民族自决原则等。

但是，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古典时代，也即自由放任时代。威尔逊第一次把“有组织的和平”(an organized peace)理念，带到一战后国际关系的实践中，试图通过在国家之上形成一个超国家机构，来解决解决困扰欧洲的安全问题。但是，与古典经济自由主义被凯恩斯主义所挑战一样，自由放任世界所产生的世界大战，也动摇了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础，使得现实主义理念开始崛起。

到了冷战后期，自由主义重新兴起、改革成新自由制度主义等。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一个基本假定，就是“国家需要获得利益，获得利益需要进行国际合作”。[5]到了这个时候，自由主义仍然是国家中心的。

（二）权力大博弈理论的高峰时期，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学术反思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至少可以追溯到欧洲的政治现实主义，中国古代的法家学说中也有相应的论述。但是，现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却产生于20世纪20-40年代，是在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因的反思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在一定意义上是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产物。

从客观上看，在这一阶段，国家建设的成败、国家动员能力的强弱本身，就是决定一国国际地位的重要因素。工业革命及其开创的工业化时代，使得组织和动员本身取得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良好的工业组织能力塑造了现代国家，使得弱国家被强国家所替代。

在古代，国家总体上是弱的，组织松散的。中国被称为古典时代结构最紧密的国家，但其实政府组织也仅仅到县这一级，县以下仍然保持着独立或自治的形态，无法进行自上而上的动员。

国家对民众并不拥有垄断性的控制能力，往往必需通过一系列的中介力量才能完成。国家对经济和民众经济能力的控制也是有限的。在贵金属货币时代，国家并没有直接控制民众经济行为的能力。

但是随着技术进步和信用货币的出现，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能力加强了，对民众的控制能力也加强了。这导致在现代国家体系中，强国家拥有更强的动员能力，并逐渐取代了弱国家体系。日本在战争中有优势，并不是因为其经济实力和规模大于中国，而主要是因为其拥有现代的动员体系，包括金融体系。在这一背景下，国际关系理论也是随着国家的不同强化而发展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就是这一时代的产物。

简而言之，权力大博弈理论的起点是世界大国；博弈的手段，是结盟、反结盟或再结盟；博弈的目标，是摧毁对方或对方的同盟体系，以建立或巩固自己的权力体系；博弈的特征，是主要大国间关系的同质性或单一性。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与苏联的敌对关系，是全方面、全方位的，双方都拿出全部的力量、以全政府政策的方式与对方博弈。其他与敌对关系不一致的领域，要么是不重要的，要么必须服从于美苏敌对的大战略需求。作为权力大博弈时代的经典之作，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其实是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起源的学术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