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权力大博弈理论衰落于冷战后期的国际形势变迁

如果说工业革命和工业进程塑造了主权国家体系，也为大博弈理论提供了实践基础，但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自我超越，又在事实上解构了强国家体系，使得非国家行为体重新拥有了相对独立于国家行为体而存在并发展的能力。

一方面，工业化成果也在否定自己开创的主权国家时代。尤其是核武器，虽然其制造与拥有仍然具有主权国家属性；但是其使用和影响，却不可避免地超越了主权国家的控制能力，从而导致主权国家制造出了自己不能随意使用的超级武器。  

这一自我否定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表现无疑。古巴导弹危机，不仅是冷战时期美苏最接近热战的一次危机，还是险些将人类社会拖入核战争的一次危机。这次危机，在理论上是现实主义的高峰，但也是人们反思现实主义理论的开始。

另一方面，冷战结束以及新技术革命，也给国际关系理论的演变提供了新动力。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于冷战结束。可以说，没有冷战走向低潮和结束，可能就不会有这一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无论是古典的还是新的，都既没有预见到冷战的结束，也难以解释冷战的结束，学术界才有了寻找新理论框架的强调冲动。建构主义对冷战结束有自己的解释：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改革苏联的外交政策，是因为他持有“共同安全”这一新观念。

因此，传统的国际关系学理论，是以主权国家利益可以被约化为的单一性和同质性很高的实体为基础展开，是以一个国家同时只能一个或一种对外战略为前提的。但是，这已经不再能解释21世纪的世界政治以及大国间关系。

事实上，三大主流理论的发展趋势，也是与此相一致的。随着冷战逐渐走向尾声和终结，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进行了改革。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国际政治理论》(1979)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与以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霸权之后》(1984)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成为80年代以后最受关注的国际关系理论。进入90年代以后，建构主义兴起了。三大理论都是沿着“去国家中心主义”的方向发展的。
 

世界政治进入权力小博弈时代 

如上可见，权力大博弈理论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自由主义时代，兴盛于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前期，从冷战后期开始衰落，进入21世纪后进入更加深刻的调整阶段。但是，无论怎么调整，“国家中心”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与出发点，并没有在根本上被动摇。然而，这一分析方式已经不再适应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格局，更不适用于21世纪以来的国际形势。

一是，冷战结束不是因为苏联以主权国家身份在国际战略竞争中的失败，而且因为其国内政治政府、经济制度的落后，以及社会建设的失败。

到苏联解体时，从国际关系的视角来看，苏联的各项指标还是相当好的。在1980到1989年间，苏联GDP总量按名义汇率来看，居世界第3-7位之间；苏联军事力量，至少从外部看来，在战略力量、海军力量等方面都达到了历史的高峰时期。到1980年代中，苏联的综合国力超过德、法、英、日等，是世界第二号经济和科技强国，更是远远强于中国。

可以说，苏联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角色，其实是在工业化时代，由于国际斗争需要并被冷战强化的结果。在把一个农业国家变成一个工业国家方面，没有比苏联模式更加成功的。但是到工业化阶段完成、向后工业化时代转型的过程中，苏联模式在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都日益不适应国内日益多元、多样的利益与需求。国内利益需求的多元化与多样化，与大一统的政治和经济体系产生严重的冲突。苏联没有及时改革调整，形成新的国家身体和政治认同，最后就解体了。

二是，冷战后世界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不是国际冲突而是国家内部冲突。
据统计，在冷战时期，全球共发生国内武装冲突163起，占武装冲突总数的66%；而在冷战后（1990-2006年），国内武装冲突高达到176起，占同期冲突总数的82%，无论是从比例还是绝对值，都高于冷战时期。[8]冷战后发生的伤亡最重的武装冲突，基本都是以内战为主要特征。

第二次刚果战争（1998-2003）虽然涉及到一些非洲国家，但起源于国内冲突；叙利亚内战虽然演变成一次国际大博弈，但起源于民族和教派冲突；苏丹达尔富尔冲突（Darfur Conflict）的根源，是苏丹内部的民族和宗教矛盾；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虽然是以国际冲突的形式开始，但最终也主要成为伊拉克内部不同教派与民族群体的斗争；尼日利亚围绕打击博科圣地（Boko Haram）的冲突，实质上是一场内战；也门内战和乌克兰危机，也都是有国际背景的内部冲突。这些武装冲突，都不是单纯依赖现行的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完全认识与理解的。

三是，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化进程，对世界和美国都产生了对立统一的复杂影响。

一方面，美国权力通过全球化进程被充分放大，进入很多从未被大国政治所触及的地域和领域。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在世界的优势地位达到人类历史的最高点，被称单极瞬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一个可以在地球各个地域、各个领域，拥有领先优势和决定性影响力的国家，是世界上第一次出现的真正世界意义的霸权国家。第一次海湾战争，是美国单极瞬间的最佳阐释。

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也解构了美国的主导权。霸权扩大到全球后，霸权结构与全球化结构重叠，这在极大扩张了美国的权力的同时，也消解了美国的霸权。因为霸权不再是美国的排他性的专属品，而成为国际公共产品，其他国家只要加入也能使用。而霸权成本是由美国承担的，国际公共产品是由世界共享的，这种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称，成为美国霸权战略的一个自我否定性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全球化的美国霸权，已经找不到自己的战略对象，美国霸权也失去了原有的战略价值和意义。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对美国国家战略的调整，就是这种压力的结果，核心就是要解决霸权结构与国际公共产品结构同构以后的国际责任与收益的不对称问题。

四是，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深刻改变着世界结构，也改变着世界结构与国内结构之间的关系。

冷战结束后，原有两大阵营对立的格局瓦解，双方倾一国之力彼此进行大博弈的时代结束。同时，全球化的进程大大加快，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密切加深，国家内部部门利益开始变得更加多元、分化，且能动性增强。国家间的相互博弈，更多地表现在具体的议题或部门领域，而非全面的对抗或完全的合作，国家的对外行为变得不再整齐划一，而是呈现多元化、分散化，甚至相互矛盾或冲突的特点。

其结果是，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多元化、国际关系领域的多样化和国际关系形态的差异化，成为主导世界政治的主要特征。大国对外战略的指向不再单一明确，宏观的大战略越来越难以制订，反应在具体实施层面的政策争论与争议、不同政策部门之间的矛盾也逐渐增加。并且，这一现象并非是在特定国家，而是在很多世界大国内部同时出现的。

这些现象共同指出，大国间博弈的方式、形态与结果，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政治从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大博弈、宏观叙事，进入小博弈、微观叙事时代。在权力小博弈时代，任何建立宏观理论来解释世界政治的努力，都是注定不能成功的；任何建立国家大战略、总体政策以全面指导内政外交的努力，也是反事实的，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权力小博弈理论的提出

在权力小博弈时代，以国家间结盟、反结盟和再结盟为主要特征的宏观战略博弈手段，已经被国家间围绕着战略边际线而展开的微观战略博弈手段而取代。这一权力小博弈理论，可能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博弈主体与权力大博弈一样，主要都是世界大国。尽管在微观领域，中小国家仍然有了更多的发言权，但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