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是为了与对中国的三重定位——“伙伴、竞争者和对手”相对应，在德国总理默克尔近日对华盛顿进行的“告别之旅”中，她与拜登总统互称“朋友、伙伴和盟友”。

客观上说，拜登政府给予默克尔此次一天时间的“工作访问”几乎全套国宾礼遇，宾主互动之间也尽量渲染和谐气氛，自然是希望赋予这三种关系层层递进、彼此增强的含义。但在气氛之后显露出来的德美乃至欧美关系现状，却是既回不了头又迈不开步，“朋友、伙伴和盟友”关系已今非昔比。

回不了头的朋友

执政长达16年的默克尔先后经历过四任美国总统，说到朋友关系，应当是和拜登曾经的“老板”奥巴马总统最为密切。奥巴马与默克尔共事八年、任内曾六访德国，还将他2016年11月“告别之旅”的重头戏放在了柏林。

在特朗普上台的预期下，当时奥巴马颇有将“西方民主价值薪火”托付默克尔之意。随后四年的德美关系果然成了西方内部“反建制民粹派”与“正统自由主义”之间的战场，默克尔成了特朗普最不待见的欧洲领导人，德美之间的龃龉不断，也拉着欧美关系直线下坠。

在五年后的另一场“告别之旅”中，拜登高规格接待默克尔显然有重新唤醒记忆的考虑，但默克尔也深知对方不是奥巴马，而是一个已经被特朗普弄得四分五裂的美国架在台上的拜登。如果在四年之后，重新牵手的朋友之间分歧和矛盾依旧，牵手就成了摆拍，没有风雨躲得过便没有岁月可回头了。

互不托底的伙伴

在默克尔行前，美国不少媒体和政客把焦点放在了她的外交遗产能否被德国下届政府继承的问题上，对德美关系因内政变化可能出现的前景心里没底。这一幕和五年前奥巴马访德时媒体的关注何其相似。

默克尔在任时拥有的影响力与她离任后德国政局和政策的不确定性成正比，尽管她的党内继任者拉舍特（目前在德国国内民调支持率仍领先）信誓旦旦地要萧规曹随，但其个人声望和执政经验都难望默克尔项背。而且在德国国内，拉舍特还素来有亲俄、亲商（因此亲华）的名声。

曾经异军突起的绿党候选人贝尔伯克有亲美背景，但近来由于个人品行遭到质疑，所以拖累了民众对绿党的支持率。如果社民党和自民党的支持率保持目前的稳定，在默克尔之后德国政治出现少数党联合组阁的概率会继续增大。因此，美国面对的可能将是仍由基民盟领衔但政策摇摆或者其他党联合但政策冲突的德国新政府。

如果是前一种局面，默克尔仍能发挥余热，拜登对“老朋友”的感情投资或许还有回报；但如果是后者，那么默克尔有关“德国对美政策保持连续性”的承诺也就难有实际意义。但德国和欧洲对拜登政府能否在美国政局中站稳脚跟、多大程度上能在对外政策上“拨乱反正”同样心里没底。还能不能以及如何对“伙伴”的内政及政策施加影响，这曾经是特朗普令德国和欧洲头痛的大问题，现在却扩散成令欧美双方都头痛的政治顽疾。

美国曾经是德国“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缔造者，政治上的同气连枝和相互托底也曾经是德美、欧美关系的基石。特朗普政府对德国的重点打击和对欧洲的多方发难，恰逢德国经济实力向政治影响力转化的时期，也恰逢欧洲遭遇多重危机需要盟友帮扶的时期，因此加速倒逼出了德国和欧洲的“战略自主”。“伙伴”先于“盟友”是德国和欧洲对欧美关系的新定位，其后“平等”先于“追随”、“合作”系于“博弈”的变化不言自明。

话不投机的盟友

在经贸摩擦、人员往来解禁等双边问题上谈不拢的情况下，俄罗斯和中国毫不意外地成了德美领导人的话题。

为“重振跨大西洋关系”，拜登政府给欧洲布置了两道“作业题”：在对俄关系上打掉“北溪—2”天然气管线项目，在对华关系上挡住中欧投资协定。在欧洲议会给投资协定设障、德国利益遭受挫折之后，默克尔无法在“北溪—2”天然气管线项目问题上再做退让，因此双方只能各说各话，虽然语气缓和但立场都很坚定。但美国的算计是给“北溪-2”天然气管线项目套上“不让乌克兰吃亏”和“不被俄罗斯利用”这两个笼头，然后再利用项目从完工到试用、再到正式通气的时间差，和默克尔之后德国政府的政策缝隙，尤其是绿党反对“北溪-2”天然气管线项目的立场来解决掉“俄罗斯问题”。

在对华关系上，拜登和默克尔的表态则满是“打机锋”的意味，值得细品。一方面双方似乎是在“基于共同价值观和规则”来处理对华关系上找到了共识，另一方面又公开承认在路径和方式上有差异。默克尔不愿掉入拜登设下的中国就是“价值观挑战者”和“规则破坏者”的陷阱，不仅承认中国有“追求科技领先的权利”，而且还拿中欧经贸竞争与欧美矛盾作类比，实际上承认了中美欧竞争的合理性，这与美国对华要么“服从”否则“对抗”的立场大相径庭，这也是德国甚至欧洲在中美竞争中为建立战略自主给自己找到的距离感。

“后默克尔时代”的德国和欧洲，仍然会面临美国在对华关系上的持续压力，但默克尔离开前所表现出来的理性，应该成为她外交遗产中最值得继承的那部分。

（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